姑父姑妈的凄苦爱情

    近日，收到大妹戴玮从美国发来《蕙君年谱》电子版，勾起了我对大姑父茅以升、姑妈戴传蕙的回忆。

    夫妻恩爱

    我的大姑母戴传蕙，姑父一直呼之为“蕙君”。大姑母出身书香门第，气度端庄娴雅，脸庞圆润，一双大眼睛动人含情，知书达理，大姑父和她一见面，就非常喜欢。1912年，姑父18岁，于扬州小东门粉粧巷戴府与姑母成婚。结婚时，姑父送给妻子的礼物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

    结婚后，姑父回到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读书，毕业后又公派去美国留学，妻子独自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大家庭生活。1917年，姑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但夫妻分居，妻子每月带孩子零用仅两元，但姑父无力接济。生活虽然辛苦，但夫妻都不觉为苦，他们时有通信，述说别离之情。

    姑母是戴氏长女，我的父亲戴传安是九弟。至“文革”初，姑妈的九位同胞手足，只剩“一头一尾”，所以大姑母一家和我们一家关系特别亲密。1981年我到北大进修美学，节假日常住在姑父家；大妹也有一段时间到北京照顾姑父。1967年姑妈去世，姑父极其伤感。至1970年，姑父的感情稍微平复，为纪念“蕙君”，也为给后人“有一番交代”，在76岁时写完回忆妻子的《蕙君年谱》一稿，自她19岁出嫁写至终年73岁，共10万字。

    出色的贤内助

    《蕙君年谱》实际上是姑父茅以升的一本自传。姑父在序中写道：“书中关于我的记事特多，似成我的自传，我的一生是和蕙君分不开的。所有我的事业，都有蕙君的一份。”文短情长，能看出他们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生活轨迹：有苦有甜，有喜有悲，但动荡播迁多于安适恬静，奔波劳顿胜过宁静福祥。

    姑父自幼至老，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勤于外事，疏于内务，向来不问家事。工作变动，举家搬徙，往往“事发突然”，姑妈的操劳可想而知。租房退房，运送购添家具，重起炉灶等诸般杂务已够劳累，而他们有6个孩子，退学转学，不能延误学业更是搬迁中的头等要事，亦要靠姑妈一人来精心安排，姑妈是姑父的一位出色贤内助。

    姑父工作忙碌，尤其是在他外出期间，姑妈收发书信，接待来访者，管理一应杂务，做到一丝不苟。姑父回家，看见桌上整整齐齐的报刊、文件、书信以至记录电话内容的小条子，夸赞她是个称职的好秘书。姑妈管家井井有条，《年谱》中写道：她有一本“备忘录，无论什么事，一查便知，重要日期、人名、地址等都有记载；对各种生活问题，都有计划安排，不会误事”。

    为孙女取名茅为蕙

    年谱中还有许多家事的记载，包括教育子女、子女成长的记载。

    《年谱》末，姑父对姑妈的一生，用以下的一段文字作了总结：“一生惜为病困，自幼缠足，遗恨终身。六十以后，手臂经常疼痛，早起两眼模糊，需要点药水。六五以后，每冬蛰伏，春天来到，就说：‘马路上看看，也是高兴的。’后来，总怕病不得好，每早起床，喜形于色，说‘又树起来了！’平时体质虽弱，而老不能闲，每月还做不少小事。性爱洁，痰盂向来自理，年逾七十，不显老态，由于眉眼素美，常人有问，为何这样好看，勤劳成习，巨细关心，直至最后，言行依旧，神明不衰。”短短不到两百字，写出了姑妈的一生行止，也写出了姑父对妻子的一生钟爱和真情。姑妈于1967年1月13日去世，享年73岁。姑父写下挽联：“一世操劳，半生忧瘁，负卿曷极；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

    1972年，姑父心爱的小孙女出世，茅以升特地为她取名“为蕙”，这也饱含着姑父对爱妻的深切思念和纪念之情。

    （《新民晚报》12.2 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