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日关系四十年

    三度驻日工作，前后跟19位首相打过交道，徐敦信是40年来中日关系核心区域的长期在场者，舟行于波的前沿操作者，独具心得的权威观察者。

    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访日第二天，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官邸出席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归国11天后，召开了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虽然在日随访已有心理准备，但见讲话鲜明提出“要善于学习”“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44岁的徐敦信依然觉得惊心动魄，大为振奋。向资本主义国家学已石破天惊，向历史上欺负过我们的国家也学，足见非凡胆略——在此之前，没人敢这么说。

    紧接着，2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徐敦信说，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日“条约”40周年，只是时间上的巧遇，并非刻意安排，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内在关联值得深思。

    去年是两国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两件大事本应是一件事，操作上分了两步走。这是当时从实际情况出发，中方建议，日方欣然赞同的。现在看，这种做法是明智的，排解了干扰甚至风险。

    中日这40年，大体分两段。冷战结束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两国关系开局良好，飞跃发展，相得益彰。冷战结束一直到目前，总的来说，风风雨雨。中日关系在某些重要方面不进反退，民间感情大幅度下挫。

    除了冷战结束的原因，两国国内政局及经济发展，一进一退，此消彼长。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一落千丈。中国改革开放，蒸蒸日上。日本朋友对中国，历史上是敬畏的，尊中国为老师。明治维新先走一步，中国落后了，日本人有自负感。在这种心理基础上，两国邦交正常化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既有知恩图报的，也有要长期领先于中国，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但如果平起平坐，甚至超过他们，就感到不自在了。这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拉了中日关系的后腿。

    40年前中日缔约，两国关系敞开大门，客观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反过来也为日本发展提供了可能。内在关联上，这两件事都是小平同志亲自过问，亲自操办，推动实现的。有个现象我感触很深。他应邀访日，当然是为宣告条约生效，不过这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我观察他心里，更多是看重这一次机会。改革开放起航之前，去考察一个发达的近邻，为我们国家下一步谋求更大、更好的发展，“小平同志每次参观都很兴奋，问了很多问题，作了很多评论。他的评论，我感到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坐新干线问他感想，就是快啊，速度很快，好像后面有人拿了鞭子在赶。他强烈感到，时间宝贵”。

    “新日铁是代表性的钢铁企业，日本人非常想跟中国人做买卖，有个印象，不提大家可能不知。下船后，每人发了一副白手套、一个安全帽，一圈考察下来，白手套整个还是白的。工艺上也很先进。烧熔化了的大钢锭，通过传送带，一条线下来，就压延成可以做汽车的薄板。这我们当时没有。后来又听说，现场操作的工人只有十几位。真是吓了一跳，简直不可思议。在汽车厂也是，主要看了机器手，自动焊接零部件，现场一片火花，人却没几个，都在遥控操作。小平同志幽默，说自动化效率高，保证质量，也不闹罢工。事后，有日本朋友介绍，这个厂人均年产量94辆。据说小平同志打趣，比我们多93辆。这话是日本人后来讲的，小平同志是不是这么讲的我不知道。但我们确实看到了差距。那次回国后，没有过多久，深圳大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见诸于报刊。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在变化。

    在改革开放前夕，向身边唯一的发达国家，做了一次适逢其时的调查研究，一些改革开放的思路、思想，从中形成。更重要是回来后的讲话，对解放思想起到极大作用。没多久，袁宝华等领导同志就带团去日本，蹲点式实地考察，不弄明白不回来。紧接着连年举行经济知识交流活动，还请一些日本专家，交流现代化管理经验教训。回头看，小平同志访日，两个40年巧遇，应该说对中日都非常有意义，对今后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解放日报》10.23 郭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