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关心“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事件，如果放在今天，已算不上什么新闻。然而，在特定的历史年代，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市井小民，却因此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演出了牵动朝野的人生喜剧。

    ——编者

    ■金涛

    1982年底和1983年初，素以文教报道为特色的《光明日报》，突然把视线转向极其敏感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继1982年11月7日至24日，分6次连载“安徽滁县地区‘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纪实”的长篇通讯，又于1982年12月20日在一版发表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两则消息。转年的1月4日，又在二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介绍“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的经历以及因“傻子瓜子”而引发的一场尖锐的思想观念的撞击。

    这篇报道即是题为《“傻子”和他的瓜子》的通讯。

    芜湖风浪急

    尽管快到新年了，芜湖的街头巷尾多少也有过年的热闹气氛，但我一到芜湖，感到这里的气氛有些异样，犹如阵阵扑面而来的寒风。

    我来芜湖之前，曾经事先和市委宣传部的沐昌根同志取得联系。当我在芜湖市委招待所安顿下来，向他说明来意，沐昌根除了表示全力支持，也向我透露了他的一些担忧。

    这个新闻事件的背景是，一方面，每一个尝过“傻子瓜子”的人几乎众口一词称赞瓜子炒得好，口感好，价格又便宜又实惠。然而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却在品尝瓜子的同时，思索着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这瓜子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呢？许多人感到困惑。

    此前不久，当地的《芜湖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徐明熙采写的关于“傻子瓜子”的报道，对年广久自动降价的做法给予了肯定。这则报道一经发表，在芜湖市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广大市民纷纷称赞，并踊跃购买“傻子瓜子”；但是，有人尖锐地指出，这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呐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反映。当即，一张大字报贴在闹市街头，据说大字报的作者是当地的一名干部。

    大字报是一首打油诗：

    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如此报纸实胡闹。

    这张大字报当即在全市广为传播。“傻子瓜子”的出现，最具代表性地冲击了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垄断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出了个体经济能否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严峻现实问题，人们在如此尖锐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问题面前感到困惑迷惘，对这样巨大的冲击似乎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小小的瓜子，它所引发的思想冲突是如此尖锐，这正是我当时感到相当吃惊的。

    用事实作出回答

    我决定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到群众中去，直接倾听群众的看法与评价。

    我来到年广久的家，看他在作坊里炒瓜子。我从年广久那里得知，芜湖自古以来是长江中下游颇有名气的瓜子城，以盛产瓜子炒货而闻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瓜子城的名声早已名存实亡。由于货源少，城市居民每年只能凭购货本在过春节时每户买半斤瓜子。这种状况不仅限于芜湖，全国各地大体相似。而芜湖附近各县的广大农村，过去以生产籽瓜为生的农户，因为计划经济的约束，也不种籽瓜了，收入大大降低。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放开，城市经营瓜子的个体经济蓬勃发展，一改过去多年凭证供应瓜子的局面，这不仅活跃了市场，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也刺激了农民种籽瓜的积极性。

    这些情况给我以极大的启示。瓜子的生产，从过去国营企业垄断市场的状况一改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局面，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凭证供应的商品短缺年代，瓜子也是紧缺商品！“傻子瓜子”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产品的丰富，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何罪之有？

    另外，我也走访了年广久所在的管辖区的派出所和工商税务管理部门。对这两个部门的采访，一是了解年广久是否奉公守法，如实纳税；另一个问题则是涉及比较敏感的雇工问题，因为当时对个体经营的企业，雇多少工人算剥削，也是一个“姓资姓社”的理论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我的心里也没有底。

    工商税务管理部门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们不仅以满意的口吻称赞年广久按时自动交管理费和税金，而且他们讲得很实在，由于过去市面萧条，他们年年完不成税收任务，而现在税务部门的日子好过多了。因为年广久是纳税大户。所以他们认为，“傻子瓜子”没有什么不好。

    这就等于告诉我，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有效地活跃了经济生活，也为国家增加了税收。

    深入调查使我大为开窍。我和徐明熙同志后来在联名发表的报道中总结了“傻子瓜子”的五大好处，正是从调查中总结出来的，这就是“一是作为国营经济的补充，活跃了市场；二是促进了国营商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三是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四是创出了名牌产品；五是解决了一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虽然有了这样堂堂正正的五条理由，但我们还是动了一番心思……

    寻找新闻切入点

    在采访过程中，我获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芜湖市果品公司，是历来独家经营瓜子加工销售的国营企业，生产的瓜子以“迎春瓜子”为商标。在“傻子瓜子”问世之前，由于国营商业垄断市场，“迎春瓜子”也是“皇帝女儿不愁嫁”，不仅质量差，而且价格昂贵。自从“傻子瓜子”打入市场，皇帝女儿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年广久也算得上是一个精明的有经营眼光的人物，他生产的瓜子不仅以质取胜，而且自动降价，在价格上向“迎春瓜子”挑战，从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这种形势面前，有两种办法可以保持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一是用行政干预手段取缔“傻子瓜子”，消灭这个竞争对手，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不难办到的；二是根据市场经济的法则，对国营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在产、供、销各个环节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价格，以质优价廉的产品打入市场，从而使国营的“迎春瓜子”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我们在调查中高兴地获悉，芜湖市果品公司正是按照后一种办法迎接“傻子瓜子”的挑战。据了解，“迎春瓜子”不仅质量大大提高，价格一再下调，当时市场零售价比“傻子瓜子”还低。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决定把“傻子瓜子”的报道定位在与国营企业的公平竞争上，以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来展开对“傻子瓜子”这一经济现象的分析与肯定。这样，新闻的切入点就不是单纯地报道“傻子瓜子”，也避免了突出个体经济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风波并未平息

    由于“傻子瓜子”这个新闻毕竟是触动了非常敏感、在党内颇有争议的问题，报道出去其后果如何尚难预料，不排除有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版面安排上动了一番脑筋。先是在1982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一版刊登了两条消息并配发了一篇短评。一条消息的标题是《个体经营的“傻子瓜子”价廉物美信誉高，国营企业的“迎春瓜子”面临挑战赶上去》，另一条消息的标题是《“傻子”年广久向阜阳灾区捐款五千元》。另外，以署名“肖岩”配发的短评题为《有点竞争好》，文章的着眼点是“看来，国营、集体、个体企业之间还是有点竞争好，这既搞活了‘一潭死水’，又促进了改革，既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又使国家、集体、个人都得到好处。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

    这一组报道，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铺垫，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铺垫。它淡化了突出“傻子瓜子”的印象，又强化了“傻子瓜子”的影响，似乎是一着不经意的闲棋，实际上却是一着高棋。接着，重头戏并没有马上开场，一直拖到1983年新年伊始的1月4日，《“傻子”和他的瓜子》这篇重点报道才见报，而且放在第二版刊登。现在看来，我认为当时报社领导是颇具匠心的，体现了高超的宣传艺术。既避免了锋芒毕露，又达到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效果。

    小平同志说“不能动他”

    后来学习《邓小平文选》，发现小平同志对“傻子瓜子”曾经有过几次重要讲话，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特别是，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提到“傻子瓜子”问题。

    他说：“这次十一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这次谈话，小平同志把对待“傻子瓜子”的政策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列，视之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明确指出“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