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
小学、中学每年组织的春游是我们一年之中最重大的节日,头天晚上兴奋得难以入睡。出游皆步行,排着队、唱着歌的兴高采烈至今难忘。归程通常筋疲力尽,拖着被磨起泡的脚,一拐一拐走回家,兴致不减。
1950年代中期进入初中,班集体旅行多了名目,踏青之外,还有四月四植树节。植树节一律去滇池边泳滩“海埂”,一人发一小捆柳条,土里一插,浇点水就完事了。种树要不了多少功夫,湖岸寻找彩色小石头令我们乐此不疲,捡到“宝石”的女生大呼小叫。
我们曾经到西山华亭寺住过两晚,暮鼓晨钟在山间回荡撼动心灵的感觉终生难忘。也曾在大观楼旁的小岛上已被收归国有的旧时官僚私宅“庾家花园”住过。在老师的指挥下,户外生火煮饭,湖边淘米洗菜。这些平时被我们厌恶的活计变成愉快的游戏,男生女生争相表现。
那时所有的外宿旅行都得自己背上行李,来回步行。已经不记得我们这些十来岁、瘦廋弱弱的小女孩是怎么对付过来的,只记得每次都是父亲替我打背包,外面裹上一床防水“油布”。
初中二年级策划期末旅行时,大家觉得去公园、庙宇太平凡,决定去滇池边的渔村“柳林”住上一星期。我们的班主任,生物老师金韵华是全班同学的女神,受到金老师的差遣就像得奖。这回中头奖的是班长,他任大厨,我和几个女生做他的下手。至今我对他满脸汗水、抄着大锅铲炒菜的样子还有印象。
上高中后学校不再组织郊游了,那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年代。学校周末不放假,在校园中由花园改成的菜地上耕种;农忙季节下乡劳动,帮助农民割麦子之类。
197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成人,城市里有了杂粮的粮食供应,吃不好,能吃饱。我遇到一群乐山乐水的朋友,逢周末,骑自行车出游,父亲笑我们乃“叫花子养鹦鹉,苦中作乐。”
(《南方周末》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