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闻界

    ■张攻非

    我负责编辑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顺利出版后，仍要回到工厂上班。孙起孟伯伯说，你不能再在工厂，那太浪费了。他问，你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当个记者，深入社会底层，为老百姓说话。孙伯伯很赞同我的选择，他建议我去新民晚报社，因为社长赵超构关心民间和底层。

    1981年5月23日，我进入位于上海外滩的九江路41号新民晚报临时社址，名义是借调。刚报到时，人员还很少，像我这样新加入团队的仅寥寥7人；资料也很少，想翻看旧的新民晚报报纸早点进入状态，没有那个条件。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搬运办公室用品，数着看一把把椅子陆续名花有主。到了7月份，上海举办中国青年杯国际足球邀请赛，报社领导决定实战练兵，把原来体育部的7个记者和已经报到的8个新人，全部推向足球场。记者前方采写，编辑坐镇编稿，然后演练印报和发行。我参加了头尾两项事，头是采访，尾是卖报。写足球的稿件，我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从小踢足球，现场看足球，广播听足球，描绘足球的词很轻易地从脑子里窜出来。练兵结束统计的结果是，我登了33篇稿子，得到新人中最高的稿费，成了大户人家。哪知写完足球，我就被编体育版的吴崇文老先生点将，换到编辑组学编体育版。

    198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老报人逐步回归，新人马鱼贯报到，报社四楼的大平层办公室，人喊马嘶热闹起来，报纸复刊的三大战役计划开始出台。第一次战役，称为“11·11行动”，主要目的是内部试编。第二次战役，称为“12·12行动”。六个版编排好印刷五万份，公开征求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第三次战役，称为“最后冲刺行动”。用一周时间，做《新民晚报》1982年元旦复刊的最后准备。现在回想晚报复刊初期的物质条件，的确很简陋，有如战争年代小米加步枪。但聚集的队伍，也如当年的战士，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豪情，迎向“三大战役”。

    “11·11行动”，我的角色是给吴先生当助手。别的先生带新人，怎么编报，手把手开头结尾讲清楚；他教我，是拿一张报纸作样版，让我自己确定编什么、怎么编，编好给他看。这真叫出难题，好比拿出一件衣服让生手比着裁和缝，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难题绝非难似哥德巴赫猜想，周围懂得从哪儿下手的人多了。于是，我一步步探索，一步步请教，一步步弄清眉目。这时候回过头去看吴先生的作法，那是逼将啊。

    第一次试报，其实试的是流程。但赵超构社长却从组版中，对编辑思想的正确领会产生了担忧，最不满意的是一版。四个新闻版的编辑都由一老带一新组成。这当口，编四版的新人突发肝病住进医院，编辑人员重新调整，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不知道领导是怎么考虑的，我被调到一版。带新手的人，是副总编辑任荣魁、冯英子和编委梁维栋。这样的三个元帅带一个兵的组合，将在第二次公开试报中，检验其可行性。

    12月10日，全体人员进入了“12·12行动”的准备。我坐在三位大人的旁边，请示自己做什么。三位大人似乎从未商量，意见却惊人一致地吩咐我，自己去编，编好我们把关。吴先生先前的逼将，是为这盘棋准备的？“12·12行动”的一版是我编的，尽管稚嫩，有了一点要闻版的晚报味，被通过了。与之相应的一版编辑组织格局，也就这么没有争议地暂定。而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在每天出报时间紧迫的状态下，等候旨意编报是不可能的。一版编辑的责任，我只能别无选择地承担起来，那种感觉，有点像冲锋前被选中的突击队爆破手。

    “12·12行动”编印的五万份报纸，公开在社会上征求意见。读者眼里，满是即将看到新生儿的喜悦。复刊发行采取凭票预定的方法，征定数竟达58万份，超过文革前发行量的两倍半。报社举行各界人士参加的复刊庆祝大会，黄浦体育馆几千个位子座无虚席。总编辑束纫秋致辞的第一句话说，欢迎大家来参加新民晚报复刊的追悼会。人们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场上霎时变得鸦雀无声。天意让他说出的这句错话，其实暗含晚报复刊条件的艰难和新民报人破釜沉舟、哀兵必胜的坚定信念。

    1982年，我40岁了。40年的生涯，恰好分为20年一个阶段。出生到20岁参军的20年，是长成；20岁到40岁，是磨炼；40岁到60岁退休的20年，我将怎样度过呢？天在问我，父亲在问我，我也必须问自己。我好似嘉陵江水汇入长江，从此顺势流淌了。顺势是顺大势，但流淌仍会经历曲折、遭遇险滩，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选载十五）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