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奖与涨工资

    北风那个吹，年终那个奖。

    其实，那时候年终没有这个奖那个奖，只有年终奖。也只有北风呼呼年来到的时候，年终奖才会跟着到来。社会普遍的记忆是那时候的工资，36元，之后加了5元，个别优秀先进或者八面玲珑的多加了2元；之后又有按百分之四十的职工比例加工资……这些记忆非常强烈，相比之下，年终奖的记忆显然淡漠模糊得多。

    差不多是在秋风乍起，到过年还有好几个月的时候，已经开始盘算起年终奖的用场，如果是老夫老妻的，那是两个人躺在床上的从务虚到务实，如果工作了却还没有恋爱结婚，那是一个人想着是否足以了却一个很世俗又很重要的心愿：比如要买一部自行车了，比如要买手表了。在当年，这也是撑门面的物件。但千万不要以为小青年的年终奖就可以去买120元左右的自行车手表。不可能的。当工资还是三四十元的时候，年终奖基本上是半个月以下的工资。当然更加普遍的年终奖，会落实在皮鞋、羊毛衫、两用衫之类的穿着用品上。这才是苍白年代过年时的最大体面。

    “文革”及其后“文革”时代，高喊兴无灭资的口号，“资”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奖金”也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不过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奖金在当年都是“隐姓埋名”的，不叫“奖金”，叫做“辅助工资”。也不知道是谁偷换了概念，让奖金作为一种辅助形式，依附于工资存在；改换一个名称，既消灭了奖金，又最低限度地维持了工人的吃喝拉撒之基本条件。月度奖季度奖直至年终奖，一律叫做辅助工资，当然这只是工资单上的“理念”表示，在所有人的心里，奖金永远是奖金。年终奖是一年到头的盼望，这一种热切心情，一点不会比如今差。既然还是奖金，就会有档次，也真要感谢当年的一个社会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让奖金的档次在“文革”的大锅饭中，保留了小锅菜的味道。所以一个可以拿到高档次奖金的人，除了奖金比人家多，社会身份也高。

    当年，工人阶级的工资单是全方位公开的，那时候的青年工人此生将永远铭记这样一个数字——36元，他们就是拿着举国一致的36元月薪开始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于是在民间，曾经有过“36元万岁”的口号。

    当年加工资甚至需要《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来保护十几年间第一次加工资。198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有这么一小段报道：“目前，各地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正在进行职工的调资升级工作。国家劳动总局负责人就此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记者问。这次调整部分工资，规定升级面百分之四十。在这次调资升级工作中，要注意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要有计划地进行形势教育、政策教育、传统教育、风格教育，使大家认识到这次调资升级的意义，正确理解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比贡献，比干劲，而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党员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因为晋级面只有可怜的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只有干瞪眼的份，所以，从加工资的小道消息传播直到加工资结束，为这5元钱，生死搏斗步步升级。单位头头也因此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有些人擅长“风攻”——到头头那儿煽煽风，背靠背地揭发别人的错误缺点；有些人好用“水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泣诉，若加不上工资便会失恋便会离婚；有些人的拿手好戏是“化学战”——提着两瓶敌敌畏或者安眠药去见头头，加不加是你凶，吃不吃是我凶。这就不得不委屈只会干不会喊看到头头冒冷汗的人。对这些人，头头们虽然也常常怜香惜玉，但是最终往往还是情不自禁地把他们作为顾全大局、发扬风格的小卒。

    三四十年过去，当年加工资的盛况现在说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并且有了忆苦思甜的味道。想想，老百姓如今断不会为了加工资而死去活来。

    （《为什么是上海》马尚龙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