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饥饿的回忆

    如果有人问我，在插队期间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饿！刻骨铭心的饥饿！

    我所说的饿，与几天水米不沾牙以致前心贴后心眼冒金星走路打晃的饿有所不同，而是一种由于长期只能吃个三分饱所以总是觉得肚子里空落落的看见什么东西都馋得想塞进嘴里的慢性的饿。

    奇怪的是，我曾与许多知青聊天，有挨饿感受的居然不多，不少人留下的是偷鸡摸狗的记忆。即使同在一个村插队，“自组灶”的那四位也许就没挨过什么饿。在我们分灶以后，他们的住处换到我们原先伙房所在的窑洞，恰与生产队的保管室一个院。这犹如将老鼠和大米搁一块儿，不想偷也得偷了。出人意料的是，队里居然从未发现过他们盗窃的痕迹。

    其实，他们“自组灶”吃得比我们猛多了，隔三岔五要凭条子领粮；他们那种吃法难免超支，时常也要提前借粮。蹊跷的是，到会计结账的时候，发现他们累计超支的数量也不过几十斤，与记忆的数量完全不符。但条子是白纸黑字的凭据，会计绞尽脑汁也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多年后听“自组灶”的哥们儿自己吹嘘，才知道他们真是盗窃的高手。

    向队里领粮或借粮的手续并不复杂。只要写了条子，经队长盖章同意，就可以去保管室称粮。保管室不光有粮食，还有许多农具之类的物品，社员借东西或领东西都凭条子，保管员习惯把纸条插到钉在窑壁的一根铁丝弯钩上，月底集中交给会计。“自组灶”的哥们儿总是在月底之前下手，办法很简单：选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个人望风，两个人托底，从窑门上方的出气孔钻进保管室，把自己灶上的条子偷出来——最关键的是，为防止露馅，得象征性地留下几张，绝不能全偷光。

    这办法实在是高！

    而我们偷东西的次数似乎不算多，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要维护“革命本色”，而是实在受不得那份儿惊吓。没本事没胆量偷，挨饿就是活该。

    多年后我看到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所写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非常理解那里面为什么使用了那样多的篇幅说到“吃”。只有一个真正挨过饿的人，才会如此重视“吃”。

    我曾很有兴趣地计算了一下，那位在饥饿中煎熬的主人公舒霍夫作为服刑的劳改犯，在劳动营里一天到底可以享用多少食物。

    他的早饭是一碗煮有土豆小鱼的热黑菜汤、一碗300公分（约六两）的小米粥，还发了一勺白糖和550公分（一斤一两）面包作为口粮。中午，他只喝了两碗燕麦粥，其中一碗是因为运气好而多喝的。晚饭则是有土豆小鱼的热白菜汤，还有按照劳动轻重配给的口粮，舒霍夫作为壮劳力拿到了最高档的400公分（八两）面包。

    那天，由于他帮助一位名叫采扎尔的劳改犯藏好了食品包裹，得到的回报不仅有那人大方地放弃不吃了的200公分（四两）配给面包，还有送给他作为回报的两块饼干、两块方糖和一段“圆滚滚的香肠”。

    这样的定量，实在让我羡慕死了！

    至于采扎尔家里寄来的包裹，更是不得了。舒霍夫仅用鼻子闻了闻，就知道里面有些什么：“香肠、炼乳、很肥的熏鱼、腌板油、喷香的面包干、带另外一种香味的饼干、两公斤左右方糖，还有一包好像是黄油，然后就是香烟、板烟丝，这还不是全部。”

    即使在写这些文字的此刻，我也难以遏止汹涌的唾液；如果在1970年，做梦也想象不出内容这么丰富的包裹！那年月，至少我们灶的人从来就没收到过什么包裹，家里若能寄十斤全国粮票过来，已经很让人兴奋了；至于什么“香肠、炼乳、很肥的熏鱼”，等等，就连北京城里具有中等生活水平的居民也无法在梦里见到呢！

    若是在1970年看到索尔仁尼琴的这本书，只怕难免要有一句“反动透顶”的话脱口而出：狗日的苏修，咋连劳改犯的日子都比咱好呢！

    （《惠家河纪事》陈光中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