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例受表扬者告记者事件

    ■叶辉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30年，提笔回顾那件往事，笔者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许多情景。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8年3月23日上午，笔者的好朋友、传记作家徐星平和他的一位学生前来拜访。闲谈中，他的这位学生说起一件事：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基建办公室主任在建造病房大楼时行贿受贿，楼成之日，他自感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不符，主动提出退党。闻此，笔者眼睛为之一亮，这可是一条重大新闻！

    笔者立即赶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待笔者的是D和党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然而笔者得到的答复却是：基建办公室主任不是党员，更没人提出辞职。难道是消息来源搞错了？笔者沮丧而归。

    回来后，笔者马上找到徐星平的学生核实此事，她说：绝对不会搞错！她赶到记者站，带着笔者去找到提供消息的人。事情马上逆转，内容也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辞职者并非基建的办公室主任，而是该院分管基建副院长，接待笔者的D便是这位刚辞职的副院长。这位知情者说，D的辞职已在杭州市卫生系统引起震动，并传得沸沸扬扬，以至于以讹传讹，说D在搞基建中行贿，自己也接受贿赂，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在大楼建成之后提出辞职。

    笔者已成竹在胸。再次找到D时已经是上午11点。一开始，他拒绝采访，更不同意笔者对此事进行报道。笔者意识到正面说服已不可能，他肯定不愿意把此事公开，因为议论已经很多，他在极力回避。但是，正是因为议论很多，并且这种议论正在损害他的信誉，笔者自信只要讲明采访目的并非猎奇，而是还原事情的真相，他肯定能配合。

    “现在整个杭州市卫生系统都在议论你的辞职问题，许多人相信，你是因为在建大楼时行贿同时自己也受贿才最后提出辞职的……”还没等笔者的话讲完，他已经激动得站起来，血脉贲张，脸涨得通红：“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受贿了？我是受不了那些手中有权吃拿卡要的关系单位的刁难才提出辞职的……”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慷慨激昂，一种急于洗刷自己的神情溢于言表。

    因为已经中午，采访只开了个头就结束了——他邀请笔者晚上去他家详细谈，并当场告知了他家的地址。当天晚上，笔者赶到他家作进一步的深谈。彼此的交流很快使我们找到共同点：他在1957年“反右”时蒙冤，笔者则是“右派”的儿子，共同的遭遇马上使采访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建立起相互的信任，距离马上拉近，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油然而生，情感上的障碍很快消除，他开始坦然地、冷静地、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在主持基建工作期间碰到的种种不正之风，以及自己在这种不正之风面前的无奈和痛苦。他的陈述使笔者深受感动，笔者分明听到一颗正直的心在不正之风蹂躏下的痛苦呻吟，这颗心在腐败的社会风气的挤压中淌血……

    3月23日晚上，双方谈得非常投机、非常深入，特别是他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非常愤慨，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一些以权谋私的官员特别痛恨，非常渴望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与笔者的想法非常一致，因此笔者感到与这位采访对象的交流是笔者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投机的一类。笔者是怀着激动的心情结束采访的。因为激动甚至冲动，回家的路上笔者已经感到灵感勃发，许多句子甚至段落不断从脑子里冒出，显然，笔者已提前进入写作状态，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铺开稿纸奋笔疾书，稿子写得痛快淋漓，一气呵成。在稿子里，笔者为这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这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干部的举动而激动，为他能用辞职这样决绝的方式与不正之风抗衡而激赏。稿子完成，笔者很满意。

    次日，本想将稿子送审，但是却因为《飞车皇后吴福妹愤然辞职》一稿引出的纠纷需要立即写应付材料而搁下。

    3月25日，光明日报记者部主管华东片的副主任王庚虎来电话，要求记者站上报近期重要稿件选题，笔者将此稿作为选题上报。王庚虎听后指示尽快发稿，配评论作重点稿件推出。

    3月30日上午，笔者将稿子送D审阅，D看完稿件后沉吟了，提出要求说最好不要见报，见报会引起麻烦。笔者解释说，不见报已不可能，此选题已上报并得到批准，报社已经将此稿列入选题计划，要撤下来已无可能。再说，按照报社的规定，即使被采访者不同意，只要事实准确，报社照样可以将稿件刊出。笔者是小心翼翼向他表达这层意思的，笔者知道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非常敏感，不小心就可能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但是，正是这句话伤害了自尊心极强的他，也便成了后来他攻击笔者的利器，他指责笔者“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他就范。但至少在当时，他一点也没有表露出反感的情绪。他略一沉吟，马上向笔者提出两点意见：第一，稿子里他本人姓名及医院名字必须隐去，不能公开见报；第二，他辞职的原因有3点，文中只写了一点。对第一点，笔者勉强同意，但感觉有难度，难就难在报社未必会同意这样做，一篇没有单位和采访对象名字的稿件有违新闻的基本要求；对第二点，笔者解释说，辞职原因中的另两点如不善于与领导处理关系等涉及他个人，写了对他不利。D沉吟了一下，不再坚持，说：“这样吧，稿子留下来我做一些修改。”

    次日上班，D已派人将改好的稿件送至办公室，并附有一信：“叶辉同志：报道改了不少，最主要的一点是：千千万万将真名隐去，否则，得罪了关系户，我将成为市一医院的千古罪人……”

    4月6日，此稿在《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出，他“千千万万”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编辑部在编辑时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名字恢复，只是将D的名字隐去，但知情人一看便知是谁。

    按照记者部领导关于对此稿要跟进报道的指示，在稿件见报后笔者数次找D了解情况，笔者发现，笔者与D在采访中建立起来的融洽关系此时已发生变化，他的态度变得冷漠。笔者表示：如果报道之后有关系户找医院或你本人的麻烦，我可以搞连续报道。他马上连连摇手说“没有没有”，笔者也只好作罢。

    笔者没有想到，一场纠纷即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爆发。

    5月17日，光明日报举办读者月，其中一项内容是由读者投票评选过去一年内的《光明日报》的好新闻，并在报纸上公布了候选篇目，此稿入选；同时，报纸还公布了好新闻评选委员会名单。

    6月10日，记者部突然来电称，D来信告状，指责笔者采用“卑劣的手段”“昧着记者的良心”，写了这篇“虚假的报道”来“愚弄读者”。闻此，笔者如坠五里云雾中。记者部将D的告状信传真给笔者，当时的记者部主任金涛在这封告状信上批了一行字：“叶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最后的问号硕大无比，覆盖了整张稿纸，可见记者部主任心中的疑惑和强烈的不满。

    很快，笔者就了解到记者部主任恼火的原因：好新闻评选已经开始。部主任告诉笔者，D的做法既很内行，也非常决绝，他已根据报纸上公布的评委名单给每个评委都发了内容相同的告状信，评委都收到了这封告状信。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不了解真相的评委对光明日报将这样的假新闻列入好新闻评选表示不满。结果这篇“愚弄读者”的“假新闻”被逐出入围作品之列。作为产生“假新闻”的部门领导，记者部主任感到无地自容，记者部怎么能推荐一篇“假新闻”去评选好新闻呢？而报社领导也感到出了丑，批评记者部没有把好关。这使记者部主任更感到压力重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笔者极端愤怒。这是一篇“假新闻”吗？如果说这是一篇假新闻，那么是笔者和被采访者共同作假，因为稿子里的内容都是他告诉笔者的，并且，稿子是经过他认真审核才定稿的。特别让笔者无法理解的是，笔者热情讴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却从背后向笔者捅了一刀，笔者为何要采用卑劣的手段来愚弄读者？为什么要采用卑劣的手段去讴歌一个正面典型？讴歌一个正面典型需要采用卑劣的手段吗？笔者有何必要采用卑劣的手段为一个人鸣不平？

    为了解此事真相，记者部领导让时任浙江站站长卢良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情况很快搞清楚了，D告状的原因是：报道刊发之后反响强烈，因为报道点了许多医院关系户的名，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关系户都被得罪了，报复随之开始：医院里一会儿断水，一会儿断电，病人、医生怨声载道，医院里的人便把怨气发泄到这位受表扬者身上。而D呢，在笔者采访他时，他已经辞去职务，无官一身轻；而就在报道见报之前的几天中，他已被任命为医院党委书记。新官上任，他马上面对的却是复杂的局面：一边要忍受医院医生对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指责，因为许多医护人员认为，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D本人请来为自己洗刷污名的；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担起维护医院与关系户的责任，但此时这些关系户却怒不可遏地指责他“出卖”他们，“过河拆桥”，关系户当然不肯买他的账，他是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于是便把所有责任推到记者身上。

    事情清楚之后，6月17日，卢良站长带着笔者一起去拜访D，希望做一些协调和缓和关系的工作。当时笔者心中有气，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这些事实都经过你核实，你的告状信给我造成多大的压力！”他马上激动起来：“是你压力大还是我压力大？你的报道使我吃够苦头，你知道医院里的人都怎么骂我的吗？‘欺世盗名’‘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当时他的处境确实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恨笔者，是笔者的报道给他惹了祸，是笔者使他在医院里无法做人，他原本是个威信很高的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一个爱惜羽毛的知识分子，却因为一篇报道威信扫地。笔者的本意是赞扬他用辞职的方式与不正之风抗争，结果适得其反，报道使他处境更加尴尬。在此情况下，除了原谅他的举动，还能干什么？

    这场纠纷因评选好新闻被引爆后，马上引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当时还被新闻界同行称为“中国首例受表扬者告记者事件”。

    此后，光明日报把调查结果送交各位评委，并附上由笔者提供的经D修改的审稿的原稿复印件以及D写给笔者的信，真相终于大白。最后这篇多灾多难的报道还是被列入《光明日报》10篇好新闻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