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落成的病房大楼急病人之急,适时开张接纳病人,赢得一片赞扬声。然而,与此同时,该院主管基建的副院长却辞职了。
他为什么辞职?据本人申述的理由是:不善处理各种关系。对此含糊的解释,只有知情人才解其中之味。
这位副院长为人正派耿直。1979年他到这家大医院工作,1982年被任命为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1985年,该院一万多平方米的病房大楼动工。这位一向凭介绍信办事的干部很快发现,庄严的红色大印在“关系网”面前失却了威严,许多该办能办的事光凭大印办不成了。具体经办的同志告诉他,不给关系户一点好处,什么也别想办成。
原则在“关系”面前退缩了。一切按原则,大楼建成不知何日;向“关系”低头,大楼指日可待。他无可奈何地屈服了。于是,竟一路绿灯:请人吃一顿,办事中的“肠梗阻”马上通畅;给人送一点,关系户脸上的表情肌马上舒展开来。吃送之间,事情往往很快得到解决。
医院是个“没油水”的单位,财务制度极严,唯一能够自由开支的是卖旧瓶、破纸盒等废品得来的钱。但这笔钱一直由院长掌握,主要用于职工福利和奖励。用什么钱来支付请客送礼的费用?在具体办事的同志提议下,副院长只得多开“二次搬运费”——即请运输单位在应收的搬运费外另增加回扣给医院,此外还将旧房拆迁中留下的旧砖烂瓦卖掉。零钱碎金,汇成“请客送礼”的资本,于是旧瓶、废纸化作美味佳肴,谎报的公款变成醇香的美酒。餐桌上,副院长脸上堆笑应酬,而心里却在暗暗哭泣。
医院也有自己的优势,疏通关系的另一条主要渠道是看病。关系户一切优先,别人住院难,关系户一来准能解决,外面开不到的药给开,甚至还给开假证明:某关系户的儿子考大学,视力不佳,医院可以把0.5改成1.0。
作为党员干部,副院长感到不应迁就这些行为;作为主管基建的领导,他又觉得不得不这样干。
基建涉及的关系户太多了,谁都想从中捞点油水。电力部门要“介绍”变电站的安装单位,环卫部门要指定化粪池的施工队,尽管这个来自乡村的施工队已被市建委归入清除出境之列,尽管医院也知道这个队工程质量低劣,但只能应允,不然,这些掌握某一监督部门大印的“上司们”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找毛病。于是“生意大家做点,好处人人有份”。当然,满足关系户个人需要更是建房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次,有个关系户提出要在自家窗户上装铁栅,医院没有圆钢,办事的同志就在大楼工地上“牵”回几根(那是建筑队的),加工后给他装上。一次,市政一位小头头开口“要弄几条烟”,医院也乖乖地给弄到送去。自然,油嘴一抹,笔下(或手下)生辉,香烟一送,脸上含春,该办的不该办的都一古脑儿给办成了。
从大楼设计到建成,该院在请客送礼上花了几千元钱,而这一切,副院长也都主动向卫生局纪委作了汇报。
望着拔地而起的新大楼,副院长心里酸楚楚的:大楼立起来了,而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一个党员的党性,一个正直的人的良心却倒了,倒在大楼坚实的地基之下。
在应付这些关系上,副院长感到累了,乏了。楼成之日,他终于提出辞职。
(原载《光明日报》1988.4.6 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