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学大师一起工作

    ■张攻非

    1979年，我37岁了。事业可以说一事无成。这年秋天发生的一件寻常事，竟将我的命运不可思议地转折。

    冶金部要召开工业学大庆先进表彰大会，上海冶炼厂被列为表彰单位。参加大会要有事迹材料，写材料的任务落在我肩头。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两天，冶金部一位副部长看了材料突然提出要加一段内容。我乘飞机当天赶到北京，一个晚上改好通过。我对厂长说，想看看母亲，能不能给我一天假？厂长因高兴而大方：放你一星期假，多陪陪老人。

    我必须去看望的还有孙伯伯。孙伯伯的家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南沙沟新盖部长楼，进了会客厅，孙伯伯看见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没等到坐下，他就开始讲“正好”的原委。

    “文革”前的几年，中央机关大批干部需要提高文化水平，特别是提高语言文字水平。身兼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的孙伯伯和常务副总干事的父亲共同谋划，办了一个“语文学习讲座”。讲座的授课人主要由我父亲面请，他们都是闻名遐迩的当代语言文学大师，有叶圣陶、老舍、冰心等41位。讲座一共进行200多课时，讲座的讲义，完整留下200多万字。孙伯伯想到适时整理修改这些讲义，问题是，这么一件大事，交给谁总抓呢？孙伯伯看见我的一瞬间说出“正好”两个字，说明他决心已定。他用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对我说：这是你父亲的遗志，你要传承发扬。面对孙伯伯的信任，想到父亲在天之灵的期待，我义无反顾地答应。

    职业教育社在1979年6月建立了丛书的编辑委员会，但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工作。我参与编辑之后，有领导强调要在编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有个机构就有排不完的会议，连带着就出现议而不决的怪象。我看过电影《创业》，一句台词“甩开勘探”，成为我对付机关化作风的杀手锏。孙伯伯为人考虑非常周到。他知道我孩子刚满周岁，担心我会时时牵挂；又考虑陈慧芳有研究生学历，能够分担我的工作，于是请全国政协办公厅发了借调公函。母子俩1979年12月26日到了北京。这样，我在北京编书心无旁骛，投入每天16小时的工作中。在编辑出书8个月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是与大师们多次接触中感受到的人格力量。

    叶圣陶，中国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出版家。书要写序言，叶老承担了。他很谦逊地邀请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蒋仲仁先生和我，到他家“商量商量”。叶老拿出他的序言提纲发给我们，这让我吃惊了。这样一位大师写一篇千字文是信手拈来的事，怎么事先要写提纲还交由讨论？第一页稿纸上，写了三段话：（一）叙职教社关于函授学校和语文学习讲座的创办和经过情形。附带叙影响及于其他地方的情形。此须请攻非同志写录资料。（二）叙讲座的盛况。机关干部、学校老师、部队官兵、商店职员，坐满民族文化宫大会堂，先时入座、如饥似渴、聚精会神、满意而散，如此全局，至今宛然在目。此段似宜带抒情笔调。（三）略叙此辑的编排，说明此辑各册都是“举一隅”，希望读者能“以三隅反”。

    提纲上的字是蓝色笔道，一笔一划，清楚工整。我问张志公先生，谁帮叶老复写的呀？张先生郑重地说：是叶老亲笔复写的。这位古稀长辈的作为是一面明镜，照向那些有点荣誉便趾高气扬的人，那些升个一官半职咳嗽声音都比往日响一倍的人，不能不鄙视他们的浅薄。

    丛书拟发两篇序，另一篇请吕叔湘先生撰写。我到他家去取稿，因顾虑老人太忙，有意推迟了两天。我进门时，他的老伴正在给他剪发。见我进门，他说第一句话就是，我等你两天了。我连连道歉并说出原委。吕老说，我的确很忙，理发都在家里，就为节省时间。遵守时间，才能忙而不乱。

    再引几封短信，说明什么是大家风范。

    赵朴初：“攻非同志：前函所谈临江仙词‘无声’之意，我未将我的意见说清楚。我想，可不可把歌曲来做比喻。每支歌曲都有它的主旋律。这里的‘无声’便是这首词的主旋律。这支歌实际是于无声之处谱出的无声之曲。我在前函中说的前后呼应，不太妥切。”

    另两封是王力先生的来信：“许多同志在信封上写王力（教授）收，把教授二字放在括号内或者写得小些，我认为这是没有礼貌的。似乎是说，你本来不配当教授，我不过注明一下，以便投递罢了。写给一个教授这样写不要紧，写给部长或主席也这样写，那就不好了。”几天以后，我又收到王力先生的回信：“攻非同志：来信收到。你的意见是对的。我的文章那一段最后一句应删去。请你代我补一句结束这一段话，好吗？”

    从与大师们的接触中，我懂得一个道理：学问生于道德，精深出于认真。我们铸就自己，不应该背离道德和认真。

    经过8个月全方位的努力，1980年9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国内版一套7册，海外版一套4册同时面世。

    （选载十四）

    （《命运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