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期间,钱玄同和鲁迅并肩战斗。在“女师大风潮”过后,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厦门,他们则不像同在北京时经常联系了,由密转疏。1929年5月,鲁迅回到北平,在孔德学校,偶然遇到钱玄同,两位昔日的章门弟子、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因为一张名片的问题,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从此断了往来,形如陌路。
1932年11月7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购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准风月谈》出版后,钱读后,又写道:“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
日记中记录的,都是很私人化的评价,带有强烈的情绪。与此不同,鲁迅去世之后,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中,客观评价了鲁迅的三大长处:(1)他治学最为谨严;(2)治学是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3)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
同时坦率地指出鲁迅性格方面的短处:(1)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2)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3)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百年风雅》刘宜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