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生涯

    ■张攻非

    1962年7月6日，我带着父母的千钧嘱咐，离开了伟大的首都北京，奔赴祖国的海疆。汽笛一声长鸣，载着北京入伍的百多名海军战士的列车，驶向青岛海军基地，我们将在海军潜艇士兵学校进行15个月的军事技术培训。

    潜艇士兵学校位于青岛市区的登州路66号，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人建造的兵营。入住的营房很大，但窗户很小，空气流通不畅。到了冬天，我们百号人关闭门窗睡觉，室内空气浑浊难闻。这么住法却有讲究，是让我们适应潜艇的密闭闷罐子生活。

    15个月的军事训练分为三个阶段：前三个月是新兵综合训练；接下来两个月是文化基础补习，因为从山东等地农村招了一批初中兵。后面十个月，是舰艇专业技术训练。

    新兵训练移到青岛郊外的沙岭庄进行，那儿是海军潜艇学院驻地，有大片的训练场。我们要选拔国庆15周年阅兵方队，训练以队列操练为主，每天站、走6小时以上。青岛的7月天，太阳当头烤。一站几小时，汗水从头流到脚。休息的第一件事是脱皮鞋，提起来往下倒，水流哗哗。最苦的是踢腿训练，按正步要求，一条腿笔直踢出，必须离地10公分。教员用拳头挨着个地量，不量完全队人的脚，谁也不准把腿放下。起先还东扭西歪的我们，后来也个个能挺直身板金鸡独立。

    队列训练结束，没有再听说选拔阅兵方阵的事。我问教员，怎么没人入选呢？他狡黠一笑，说阅兵至少1.8米的个儿，你1.7不到，还想去天安门？我这才醒悟，教员假称选拔是用曹操的“望梅止渴”之计鞭策训练，直呼上当白白吃苦。其实，苦丝毫没有白吃。我这辈子始终保持良好的军人姿态，年逾古稀仍腰杆笔挺，走路带风，那是队列苦训带来的终身享受。

    在新兵连的三个月，也是我们从学生到军人的转换期。军人举止的变化是一个方面，更应该有的变化的，是“放下知识分子架子，与工农子弟打成一片”。我的架子在哪儿？班务会上，我一再恳请对我提出批评。来自山东的战友说话了：你们城市兵就是看不起俺们农村兵。诚心请你抽香烟你不抽，不是嫌俺手脏，看不起俺们？这真让我们感到委屈。在北京，学生抽烟被看成是堕落；到部队，不抽烟又变成了搭臭架子。烟，居然成了我们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的分水岭。那个年代，你不能当个笑话听，只能虚心接受改造自己。递上的烟，抽了。不能老是抽别人的，自己也买烟回敬。一来二去，烟离不开了。自嘲曰：决心改造一辈子。

    回到登州路本校，进入了课堂文化补习为主的学习阶段，学员重新分班。我与博古的儿子秦铁，总后副部长严峻的儿子严安，解放上海时29军军长胡炳云的儿子胡作荣四个人很谈得来。几十年后在北京重聚，才知道彼此在“文革”中都有不堪回首的遭遇。

    进入专业学习，我分到十队。这时候，台海军事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被揭穿，我军空军集结了超过蒋军数倍的战机在福建、广东前线，牢牢掌握了制空权；百万炮兵和步兵部队屯兵前线筑起铜墙铁壁。蒋介石改变策略，不停派军舰，运特务到沿海骚扰。新形势下，我们的学习科目隨之变化。我分到的十队，学习科目是操作水面舰艇的枪炮指挥仪。因为操作系统技术含量高，我们这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高中毕业生，成为首选学员。

    在青岛学校期间，还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一件是去山东即墨参加劳动。即墨这个地方，小时候读《东周列国志》时已经熟悉。战国齐威王时代，即墨大夫垦荒囤粮，百姓富足，社会安定。而我们看到的即墨，大人小孩都得了大肚子病，那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每天吃观音土充饥。即墨的高粱麦子，夏末已经长高，等待收割。哪知省里一声令下，全部砍光改种亩产量高的地瓜，用以邀功请赏。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不由得心生感叹，而且感叹一辈子。

    另一件事，是父亲来信要我去探望同在海军同在青岛的陈仑叔叔。陈仑原在重庆，是地下党《挺进报》特支的一个青年党员。江姐在渣滓洞壮烈牺牲后，组织上派他营救江姐的两个孩子安全转移到解放区。陈叔叔对我说起这段经历时，只有三言两语。他说：与江姐比，我有什么好说的？2008年，我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江姐的孙子受到贵宾般的欢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说，陈爷爷冒着生命危险救他父辈的故事。

    1963年10月，我以立功嘉奖7次的成绩毕业，走上战斗岗位。

    （选载五）

    （《命运记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