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改革”两个字

    1984年2月26日晚7时25分，央视中断了正在播送的国际新闻，改为临时插播中央关于肯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那是步鑫生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1934年1月，步鑫生出生在钱塘江口海盐县一个裁缝世家。1956年国家搞“公私合营”，步家的荣昌裁缝铺就此合作化。22岁的小裁缝成了武原缝纫合作社的负责人。两年后他在“大办钢铁”运动中被调任至安吉县邮局晓丰支局，直到1962年，才重新回到红星服装社（海盐衬衫总厂前身）做裁剪师傅。

    红星服装社是家县属集体企业，十几年发展毫无起色。改为海盐衬衫总厂后经营僵化，养了诸多闲人。步鑫生看不过去，当车间主任时，他就提出建议：多劳多得，要在工资上进行奖励。这在当时是异想天开，甚至有点“大逆不道”，领导自然没有采纳。

    1979年，业务突出的步鑫生当上了海盐衬衫总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两年后升任厂长。他盘算了多时的改革措施，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他很快上马了一整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一是借鉴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拿多少工钱。二是改革劳保福利制度。职工请病假，他亲自核实假条，一天只发四角生活费，根除了“泡病号”的流行病。三是砸了“铁饭碗”的用工制度。规定严重影响生产秩序、屡教不改者除名，不顾产品质量、态度恶劣者除名。

    步鑫生在销售上也颇有头脑。衬衫厂以前主要业务是代工，他认为贴牌加工利润太薄，决定“创牌子”。最早打出名号的是“双燕”牌衬衫，1980年，“双燕”成功闯入时尚前沿大上海，并由此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

    据步鑫生晚年回忆，他当时搞出了几十个集体企业的全国第一：譬如搞企业宗旨全国第一，搞治厂精神全国第一，搞厂庆厂服厂歌全国第一……但最重要的，还是率先打破了大锅饭、废除了平均主义。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就叫“改革”。

    在一个四处是条条框框的环境下，“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的处境可想而知。最大的争议还是他打破大锅饭、砸了人饭碗。被人骂成“举着鞭子的资本家”。当年新华社的报道《步鑫生的“上下内外观”》，或许相对准确地描述了他当时的境况和风貌：对下——不怕后进群众吵闹；对上——不怕错误领导的压力；对外——不怕社会上的闲言碎语；对内——不顾亲友的劝阻。很多时候，专制强硬的步鑫生确实像个独裁者，他的做法被总结为两点：一是“工厂就要厂长说了算”，二是“要让企业家当厂长”。

    里里外外到底得罪了多少人，步鑫生自己也数不清。但铁腕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企业效益越来越好。

    企业做大了，步鑫生引起了关注。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以《企业家之歌》为题对步鑫生进行了报道，文章占了整整一个二版，基调是对改革者的肯定和赞美。这也是步鑫生第一次听说“改革”两个字。

    1984年3月9日到4月15日，仅新华社就播发了关于步鑫生的27篇报道，共计3万多字；据统计，除了国家领导人，步鑫生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次数，至当时为止仅次于雷锋。这一年，步鑫生登上神坛。这一年，也是他从巅峰滑落的开始。

    1984年，西装市场红火起来，全国许多企业都开始了西装生产。县里一位主管局长要求海盐衬衫厂也要上马一条三万套规模的西装生产线。步鑫生推辞再三，但最后考虑到局长会“抹不开面子”，于是点头答应。结果对方要求规模从三万套改为六万套。待到“六万套”的报告送到省里，主管全省工厂的厅长看后表示：步鑫生是全国模范，要做就做最大的。步鑫生问：什么是最大的？领导答：30万套。

    没有任何市场调研或评估，生产线的规模从三万套层层升级为30万套，18万美元的预算也随之变成了80万美元。尽管有国家外汇支援，但对于当时固定资产只有50万的海盐衬衫总厂来说，依旧是个无底洞。大楼开建后，厂子已经是负资产；建好后，负债高达80万美元。

    1988年1月15日，步鑫生再次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只不过，这一次的标题是：《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被免职后，步鑫生含泪离开海盐，北上创业。这个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彼时连差旅费都十分困难，只能靠亲友资助。他辗转北京、盘锦、秦皇岛多地管理企业，试图东山再起。他专门选择那些快倒闭的厂子，说，我就是要争气。

    2001年9月4日，步鑫生因患肿瘤切除了肾脏、脾脏。他决定退休，而后定居上海，不肯归乡。2015年6月6日，81岁的步鑫生在故乡海盐病逝。

    无论成败，这个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冲锋陷阵的先锋人物，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财富。

    （《华商韬略》1.5 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