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94年

    从1984年，10人团队、20万启动资金的小项目，到如今，全球超4万名员工、位居世界500强、全球电脑市场的领导企业，联想集团在柳传志等人的带领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今年3月18日，74岁高龄的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开学典礼上，复盘了自己创建联想集团3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回顾联想30多年，真是磕磕绊绊，水中火中困难无数，生死关头也很多。但是大的关键时刻，1994年算一个。

    我是1984年开始创业的，那个时候我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在科学院我也得过若干的奖项。但我总是觉得心中有所不甘，想换一种过法，于是我就主动下海了。下海以后，我们研究所给了我20万元钱，我用这20万和10个老同事一同起家，很不幸，这20万很快就被人骗走了14万。为了给员工发工资，我卖过旱冰鞋，卖过电子表。当时最挣钱的就是倒卖彩电、冰箱、电脑，有批文的东西。我们通过做这些事，挣了一些钱，然后用这些钱开发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联想式汉卡，汉卡就是一块硬件的卡，里面包含有软件的内容，这是我们自己研究室倪光南做出的科研成果，到我们这里变成了产品。我虽然是一个技术人员出身，但是自从走到商海里后，就没有把脑子放在怎么样提高汉卡的性能上，反而想的是这个企业的目的，首先是要盈利，这个观念很重要。

    1987年的时候，所有外国的名牌机器和电脑，基本上都是以香港为大本营。所以要想做总代理，必须要到香港去。这条路走通了以后，我就认真选一款适合在中国内地销售的电脑，最后选来选去，选了一款机器叫AST，AST名不见经传，我们选择它是为了能够保证更直接，更好的服务，这样我们可能得到的利润空间就会更大一些。

    1993年，香港联想做了两件事情：AST的总代理，同时生产主机板卡。这时香港联想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上市，当时在香港上市，注册的是香港公司，等于香港公司要上市，本来不受大陆监管的。但是就在93年那一年，中国证监会增加了一个红筹指引，说香港红筹公司也要中国大陆批。经过一番考虑后，我做了几个决定。

    第一，我要下决心自己全面撤回北京，当时我在香港当董事长，我当和不当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立竿见影，94年香港上市，我没有当董事长。香港的总经理在实际业务上，跟我有不同的做法，我从不往下干预，我只是把住他，我回北京以前，我会跟他交代得很清楚，香港的事我坚决不管，你放手做，做成什么样，你自己负责。我好便于全心全意撤回北京，这个后来是付出代价的。我父亲当时在香港做中国专利代理公司，也是我们的股东，他主张我在香港做好AST的工作，把香港公司做大了就可以，那天两个人谈得很不愉快。

    第二，我决定要做PC（个人电脑）了。当时电脑行业是中国真正的中心行业，我们那一战的胜负，其实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一定的影响，既然做了，那就要破釜沉舟。

    1994年以前我几乎是事事亲自指挥，在第一线，到了94年以后，就是一边做事，一边带人。我们从占中国市场很低的份额，一直到2001年，占到了中国市场的27.5%。到了2002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占的比例又往下掉了，原因是戴尔原来没有把中国当成主战场，戴尔用一种新的业务模式，扫遍美国，横打欧洲，所向披靡，发现中国是一个大市场的时候，重兵上来，我们立刻抵抗不住。到2003年我们沉下心来好好研究了戴尔的战略，跟戴尔对打了一年，彻底战胜了戴尔，03年以后，戴尔在中国就再也没有翻过身了。

    现在回顾来看，联想电脑做成功了，确实为今天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信息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看准网 3.21 柳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