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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是中国学术史和出版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二十四史的点校历时近20年。
严格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50年代末到“文革”前夕，而第二阶段是从1971年5月到1977年11月《宋史》出版，全部点校工作完成。
翠微路2号院最里面有两座L型的宿舍楼，叫作西北楼和西南楼。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在这个大院里办公，西南楼是商务的宿舍，西北楼是中华的宿舍。每座楼都是三层，各有三个楼门。我家住在西北楼二门二层一套三居室的单元中。
从1963年初开始，西北楼就陆续住进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各地专家教授。房间的配置是每位一间，布置十分简单，类似招待所的性质。很多教授在回忆这段生活时都很怀念，主要是那里比较幽静，更兼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条件相对好转。外调来的专家学者不用做饭，一律在南面的大食堂吃小灶。经常看到他们围坐在大圆饭桌前吃饭。鸡鸭鱼肉每顿都有，还经常能吃到外面买不到的大黄鱼、海参、对虾什么的，伙食相当不错。每逢春节，多数住在这里的教授学者都要回去过年，整个西北楼三号门里会是空荡荡的。
我的父亲生于1926年，1958年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时只有32岁，后来他主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时，也不过三十六七岁。那段时间，我记得每到周日的上午都有老先生们来我家，主要是就点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校勘体例等与父亲商量。
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弟子。王先生不但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著名史学家，也是执教山东大学40年的教育家，门人学子遍布海内外。不过我见到的王先生却是非常谦和慈爱，没有任何学术权威的架子。他方方的脸，比较胖，总是笑嘻嘻的，说话细声细气。他在西北楼住的时间较长，也常来我家。
1966年11月，彼时二十四史点校第一阶段因“文革”而停止，王先生也早就回到济南。当时我借着“串联”之名去游山玩水，到济南就直奔他在山东大学的家。我对他家最深的印象就是家庭和睦，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也能感受到其乐融融的气氛。他让两个孩子第二天陪我去游大明湖，临走还特地叮咛我们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必须回家吃饭。
唐长孺先生也是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执教于武汉大学。那时同唐先生一起住在西北楼的还有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助手陈仲安先生，陈先生实际上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唐先生的个子比较高，陈先生矮一些，两位都是高度的近视眼，眼镜片都像瓶子底一样厚，看得出来是一圈一圈的。陈先生除了要协助唐先生工作，还要照顾唐先生的生活起居，足尽“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唐先生说话走路喜欢仰起面孔，这也是平时的习惯，并非是傲气。陈先生随侍左右，寸步不离。
最有意思的是这师生两人在晚饭后的散步。“亦步亦趋”这个成语在他们师生二人身上得到最真切的体现。两人遛弯时，陈先生总是在唐先生身后一步之遥，不论快慢，这个距离是不会错的。但两人的步伐却是完全一致，有的时候陈发现自己的步子错了，就会马上调整过来。
我对卢振华教授的印象很深。他在点校二十四史中主要是负责《南史》和《梁书》的标点。卢先生有个儿子叫卢今珏，比我小两岁。卢先生非常溺爱这个儿子，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位卢公子在生活上又比较讲究，喜欢追逐时髦。他一直磨着卢先生给他买一辆二六型号的新自行车。当时买车的钱倒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票。于是卢先生为了儿子到处奔走，逢人就打听哪里能弄到自行车票，再有就是咨询到底是买二六的还是买二八的，是买“飞鸽”的还是买“永久”的。卢先生很少来我家，但有次特地为儿子买车的事登门造访。他一口湖北话，将二六自行车的“二六”永远读作“而流”，从此我们也管二六自行车叫“而流”，这在我家成了个“典故”。
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资格很老，曾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文革”中刘先生替老师陈寅恪挨斗的事在学界广为流传，他无论在治学还是为人上都有“士”的风骨。在当时住在西北楼的教授中，他的年龄属于比较大的，但走路很快，一点没有老气横秋的样子。从食堂吃完饭后，他常常第一个快步走回宿舍。住在西北楼的时候，他不太与人交流，也很少看到他出来散步。
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早年曾在傅斯年的举荐下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他虽然家在民族学院，但也住过西北楼，与父亲交谊很好。他主要是负责点校《金史》的工作。
1966年5月，“文革”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大专院校已经是疾风暴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傅先生被诬陷，揪斗多次。不久，他就在陶然亭投湖自杀。大概傅先生是“文革”中最早自杀的学者，他的死给了父亲极大的刺激。我还记得，消息传来，父亲既不敢声张，又很紧张，也异常难过，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傅先生的卒日，也是“翠微校史”第一阶段的终结。从1966年四五月间起，西北楼里的教授们陆续走光。
（《逝者如斯 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中华书局 赵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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