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焕:令“夷人畏服”的中国外交官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开埠之后的上海道台都绕不过这样一个关隘，即从“四书五经”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进士举人必须直面洋人，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而直面这一硬仗的“排头兵”，就是薛焕。

    被咸丰委以重任

    1858年5月下旬，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入天津城郊，扬言进攻北京。6月中旬，咸丰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谈判议和，接着签订《天津条约》，并约定在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与英、法、美等国议定通商税则。

    时任江海关英籍税务司李泰国向桂良建议，上海谈判的专业性很强，可否由薛焕去谈。咸丰最反感的是《天津条约》中“使节驻京（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内地游历（准许英国公民持护照前往中国内地各处游历和通商）、内江通商（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以及赔偿军费退还广州城”等四个条款。

    咸丰要求桂良到上海后想法让英方答应取消有损我大清国体的四条。至于桂良和何桂清保荐的薛焕，咸丰如此答复：“何桂清自然会拣派熟悉夷务之员，届时前赴上海听候桂良等差遣。”“熟悉夷务之员”显然是指薛焕，但不明说，同时又密令桂良等出京时调查薛焕是否可靠。由于此时薛焕才升任江宁按察使（也称臬司，主管司法诉讼事务，也可监察地方官员）不久，所以朝廷又发文件让他暂时留任上海道，先与洋人周旋，搞定这次谈判的重头戏再说。

    咸丰骂他“真是个贼”

    在咸丰的天朝思维中，夷人要在我京畿之地派驻使节与我同等对话，是万万不能的。这关系大清的颜面，但经济上可以给他们一些安抚，比如全免进口货物税。薛焕却认为，关税关系国计民生，万万不可免。况且条约俱在，通商也成事实，不可能翻盘。眼下只能在通商税则上为国家尽力挽回，能补救一分，就少一分后患。

    条约约定到上海谈的是税则，咸丰的密旨却是修约。桂良、花沙纳到达总督衙门所在地常州，加上何桂清和薛焕，四人一碰面，薛焕分析了“全免夷税”将给中国带来的重大损失。他和上司何桂清的看法十分一致：利柄（国家财税）应该收回，税则不可轻免。如果不收关税，夷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

    薛焕做过上海道，上海道也是海关道，也就是市长兼海关关长，作为与外国人打了无数次交道的口岸城市官员，知道关税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来自皇帝身边的高级京官被两位同僚说服，达成共识。桂良第二天就上奏咸丰，请皇上暂缓宣布对夷人全部免税的旨意。同时还密报了他查访薛焕的结论，此人平日为官处事勤勉，任上海道台期间深得夷人信服，办事也十分得体。何桂清也向咸丰上了一道密折，明确反对毁约和全免洋税，事关国家财税收入。咸丰看后大发雷霆，大骂薛焕真是个贼，还怒批桂良和何桂清被属下操纵。

    务实与强硬

    薛焕终于正式登场，与英国人面对面交锋了。薛焕知道，英国人吃硬不吃软，谈判中必须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对方反而不敢张狂。英国人拟了一张税则表，涉及减税和免税的税率来自江海关档案和统计，由李泰国私下提供。薛焕就挑毛病，让他们再回去更改。而后，薛焕反复辩驳，决不让对方多占便宜。比如“食盐军火大豆和豆饼贸易”这一款，英国人一再力争拿下，谈了十多天，因为薛焕的坚持，最终列入禁止项。为何？因为它们涉及成千上万船民的生计。连英方谈判代表额尔金都承认薛焕在谈判桌上的务实和强硬，令他们头痛，但又佩服不已。

    1858年11月8日，经过近五个月的折腾，《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终于在上海签订。这个《海关税则》的影响太大了，一直延续到中国海关未来八九十年的行政管理和税收制度。核心有两条，其一是聘用英国人管理海关，以后逐渐形成外籍税务司制度；其二是中国海关对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百抽五征税。毋庸置疑，从国际范围看，这个关税率极低，但相对于全免，毕竟还留了一线生机。1859年5月，薛焕的继任者上海道吴煦奏称：“自李泰国经理夷税征收之后，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

    由于令“夷人畏服”，咸丰也不得不承认薛焕的能力。薛焕的官职也从江宁按察使升到江宁布政使，再擢升至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任江宁布政使时还兼着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宜，不久他又以头品顶戴首任通商事务大臣。这个通商大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办理外交事务的职位。薛焕的升迁，划出了一条清帝国在万般无奈之下的“转型”之路。国际条约终得改“夷”为“洋”，租界也由“夷场”变为“洋场”，所以才有上海租界的“十里洋场”之谓。该职名为“通商大臣”，其实还透着一层不甘，即天朝与洋人交往只限于商业，然而实际上，“通商”之名几乎涵盖了所有涉外事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洋务运动”的发萌。

    （《上海老年报》3.24 孙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