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第六章

    多事之秋

    1．《红旗》保持沉默

    这个稿子曾以《红旗》杂志社党委的名义于9月20日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哲学研究所经部分同志阅读和座谈，于24日提出六条意见退给《红旗》杂志社党委。

    六条意见是：

    一、文章的标题是《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个问题很重要，题目抓得是好的。但对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反复强调的关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阐述得不够，不是说文稿中没有讲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文章的大小标题上没有突出这个问题，然而，从文章所阐述的具体内容上看，从整篇文章所阐述的着重点看，对于实践是“第一的和基本的”这个根本观点的阐述，是不够的。与此相联系，对于毛主席所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个根本观点，也讲得很不够。我们认为，这是文稿的一个根本缺陷。

    二、文稿中提出了“同怀疑论、不可知论等等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并把这种思潮同林彪、“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标准”并列作为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而这种怀疑论、不可知论的“思潮”又是存在于“不少干部和群众”中的“普遍思潮”。对于这种“普遍思潮”的具体内容，文稿中前后讲法也不甚统一明确，有时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斗争不可知”，有时又似乎是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又有时同文稿第六部分所批判的“海外奇谈”紧紧相连。上述这些，不知客观根据为何？我们建议在修改时作重新研究、考虑。

    三、文稿中对于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种思潮，即那种割断历史，脱离实际，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那种只能照抄照搬、搞本本主义、不从实际出发的错误倾向，批判很不得力，实际上也没有用很多篇幅来批判这种思潮。而同时，文稿中则提出了“怀疑论”“不可知论”这种在我们看来文稿中的前后讲法并不一贯、政治界限并不清楚，而文稿又认为是存在于“不少干部和群众中”的“普遍思潮”，用大量篇幅加以批判。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理解，因而是无法赞同的。

    四、关于如何对待片言只语，文稿中提出了对片言只语也“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这样的论断。说：“我们应该肯定，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个别词句甚至是关系重大的，我们只有通过认真钻研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才能领会革命文献的精神实质，这是不言而喻的”。什么是片言只语？什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片言只语？这本来是有它的确定含义的。比如，林彪、“四人帮”搞片言只语，指的就是他们出于反革命的需要，肆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它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而又用片言只语来吓人、骗人。对经典著作搞片言只语，同时就意味着对它的精神实质的阉割、歪曲。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林彪、“四人帮”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搞了多年的“片言只语”之后，我们今天正在批判这种罪恶行径的时候，对“片言只语”问题作上述的那种“具体分析”，文稿的另一处，还提出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把它的片言只语与它的精神实质既加以联系而又有所区别”这样的论断，这些我们以为都是极不合适的。

    五、文稿的最后部分，所引用的“海外奇谈”，均是恶毒攻击的言论，请点明出处并集中给以回击。如果不注明出处，则容易造成国内人民之间的相互猜疑，这种作法，我们以为不利于安定团结。

    六、关于经典著作的引用，也有不符合原意的地方。例如，恩格斯的原语是这样的：

    “……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

    文稿是这样引用的：“恩格斯说过，‘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就是‘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这里，可以看出，文稿在引用时把恩格斯原话中紧接着“存在理由”之后的“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一句话和以下的话删去了，把“理由”之后的逗点变成了句号，在句号外边打的引号。这无论从词句和意义上，都是和恩格斯的原意不符合的。

    由于哲学研究所的这六条意见既尖锐又中肯，加之当时各方面对《红旗》杂志意见纷纷，因此，此文一直没有能刊用。后来，到11月份，又作了一次修改，删去了五、六两节，只留下前四节，准备作为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的文章，在第12期发表，并已列入选题计划，这就是12月9日的修改稿。因为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和明朗化，《红旗》已完全陷入被动，此文终于流产。

    这篇文章虽未发表，却由此而引发了理论务虚会的召开。九月下旬，《红旗》杂志社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对《重温〈实践论〉》一文的意见后，就将此文及哲学研究所的意见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看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就是1979年年初那个有名的理论务虚会的来历。

    （连载十五）

    （《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陶铠 张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