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留言

    83岁的陈胜与（化名）苦练了半个月普通话，为了能在录像时完整说出“是我本人的意愿”。

 

    可到了现场，穿着厚袄的他，手里攥着自己拼音标注的草稿，在摄像机前禁不住地手抖。一会儿是“我”发得不对，一会儿是“意愿”的“愿”念成了“又”。他不好意思地挠头：“干了一辈子农活，没读过几年书，给大家添麻烦了。”

 

    上海遗嘱库主任黄海波把困难汇报给北京总部。总部的意见是，在不影响遗嘱内容的情况下可说上海话，但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要说普通话，不留漏洞。

 

    中华遗嘱库上海分库于2017年11月1日在长宁区仙霞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内正式运行，可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咨询、遗嘱起草、遗嘱登记、遗嘱保管、以及发放遗嘱证。至2018年2月1日，该库运行刚满3个月。

 

    这是中华遗嘱库继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广西之后设立的第6个分库。3个月间，来此正式办理遗嘱登记的逾400位，预约者共3000多位，已排到今年8月。

 

    “一刻也不要等”

 

    两间房，总共不到20平方米，加上100多平方米的公共空间，上海遗嘱库登记点在一天内挤进近百人——黄海波描述11月1日正式运营时的场景，直呼“想不到”。

 

    他们此前担心人们不理解，毕竟遗嘱库在其他地点开设时曾遭遇周围居民阻挠；他们还想到用“幸福留言”来代替遗嘱。而上海市民对遗嘱的接受度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料。

 

    2018年1月30日，十多位市民率先领到遗嘱证。

 

    陈晓萍（化名）就是其中之一。1月30日，她手持自己与爱人的遗嘱证，满面笑容地与遗嘱见证人合影，“我从没觉得遗嘱有什么忌讳”。

 

    陈晓萍是退休厂医，63岁，“在北京总部刚开始运行时，我就关注到这个新闻，一直等着上海的”。

 

    “这正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来领遗嘱证的老马说，他的亲戚曾因未立遗嘱，去世后子辈闹得不相往来。

 

    除了按通知前来办理者，记者在遗嘱库蹲点的每一天，都遇到了“不速之客”。

 

    1月24日，家住长宁区的退休老师李静（化名）来询问：“是不是把我漏了？”她出示预约号码“1101”，表示家里手机信号不好，这几天一直担心接不到通知电话。

 

    李阿姨拥有一套房子，但有两个儿子，老伴已过世。她听说邻居家的儿女为了争遗产“打得一塌糊涂”，生怕遇到同样情况，看到中华遗嘱库上海分库成立的消息后便打了咨询电话，并现场预约。这天她又赶来询问，听到工作人员确认“大概过年后能轮到”后，才安心离开。

 

    1月25日，申城暴雪，老姜挟着一身雪花冲进遗嘱库办公室。他说没在新闻里看见具体地址，当天辗转问了多处，一位好心志愿者在网上帮他查到地址后，他没管天气恶劣，一路找来。老姜今年86岁，老伴已90岁，需求迫切。

 

    相较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能真正按照当事人意愿处分财产，消除遗产纠纷隐患，是目前自主处理遗产的最好形式之一。新加坡2003年成立的遗嘱登记署给了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启发，中华遗嘱库的雏形由此形成。

 

    黄海波介绍，目前来上海分库立遗嘱者大多在70岁左右。最年长的94岁，最年轻的54岁。

 

    他曾好意提醒那位54岁男子，“60岁以下不属于公益服务范围，给你登记着，等你60岁一到就来，怎么样？”男子却拒绝。他说自己常年出差较危险区域，去年曾有同事在工作地点去世，因此“一刻也不要等”。

 

    也有特立独行的。一位老先生称儿子不孝，遗产要捐赠给社会机构；有失独家庭在儿女离世后受到街道细致照料，决定赠予街道；有人要求把遗产捐赠给流浪猫狗的救助中心；也有人想要捐献遗体……

 

    “一辈子第一次写字这么认真”

 

    立遗嘱当天，预约的是9时，老陈6时就从嘉定出发，8时30分赶到遗嘱库。

 

    对这事，老陈相当慎重。除了练习普通话，他还对着遗嘱库发的范本练习多遍。

 

    老陈有套拆迁房。当时需补部分钱款才能拿房，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没出钱，三儿子给了。房产证上是老陈的名字。老陈意思是，等他和老伴去世后房子归三儿子，但如今房价涨了几倍，大儿子和二儿子都不乐意了。

 

    老陈决定悄悄立下遗嘱。他之前想过去公证处，“手续很麻烦”，听说“少的五六千元，多的要几万元”。中华遗嘱库的消息一出，他就来预约了。

 

    预约相当于登记排队，可网上预约、微信预约或现场预约，其中现场预约最快，正式的遗嘱办理则要按预约顺序排队。上海遗嘱库的工作人员每天为十几位老人办理遗嘱登记，依然应对不了巨大需求。他们正筹划推出上海第二登记点。

 

    遗嘱办理当天，所有手续要在见证人见证下完成。第一环节为咨询，即工作人员征求老人意愿，家属可一同参加；第二环节的登记，必须单独进行，家属都留在室外，保证立遗嘱者的自主自愿。

 

    如此安排是有前车之鉴。别的城市工作人员曾发现有家属暗示老人，或做“掐”的小动作，而老人独自面对工作人员时什么话都不愿说，工作人员就明白了，告知家属“老人的身体状况办不了”。

 

    黄海波也曾遇到立遗嘱人隐瞒信息，例如有私生子女。“我们能从蛛丝马迹感受到对方的心结，反复给他提示风险，打开他的心扉。”信息若不真实，按签订的条款，遗嘱有瑕疵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

 

    在确认遗产分配方案后，立遗嘱者须根据打印出的范本亲笔抄写。不允许连笔，要保证每个字都清晰无误。

 

    与老陈同一天办理的老吴，光是一个偏旁“女”，就在草稿上写了9遍才通过。有的老人办理当天手抖得厉害，无法书写，只得择日再办。

 

    正常情况下，录制时间约为20分钟，但多数老人都会录3遍不止。有的老人会突然紧张，答非所问；有人会因为笔掉地了，低头捡笔。而录像必须自然流畅，不得剪辑。

 

    黄海波说，如此严格的流程，是根据法律法规及全国各个分库总结出的经验，流程改进达到30多次。“经调查统计，老人自己在家写遗嘱，送到法院超过60%的都是无效的。”

 

    “一辈子第一次写字这么认真。”老陈按着手印说。两位见证人也按上手印，原件即被遗嘱库留存保管。

 

    “‘善终’，就是没有任何牵挂”

 

    66岁的老刘夫妇是在1月26日来的。夫妇俩经济宽裕，几乎踏足各大洲。知道上海遗嘱库的消息后，夫妇俩决定先立个遗嘱，“以后坐飞机也安心”。

 

    老刘的妻子性格直爽，她把要立遗嘱的事向老伙伴们说了，原以为会引发热议，“最好大家一起来”，没想到话题一抛出就冷场，大家顾左右而言他。她这才意识到，原来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立遗嘱这件事。

 

    来取遗嘱证的65岁老马也说，他在打乒乓的朋友圈宣传，“10个有10个都不愿意，但解释过后，有那么两三个人会思想松动”。

 

    目前，国内立遗嘱的比例依然很低。陈凯给出的数据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当中，立有正式遗嘱的大约不超过10%。相比之下，成年美国人立遗嘱的数量是49%，英国人2009年就有36%的人更新遗嘱，甚至流行“度假遗嘱”，即度假前赶来更新一次遗嘱。

 

    中华遗嘱库设立初期，经历了不断与传统观念磨合的过程。有一次，他们在酒店开专家研讨会，在大堂立了牌子，酒店领导路过，马上把经理叫来，说“能不能把牌子给换了”，怕来往客人看到不高兴。

 

    因此，一开始“中华遗嘱库”的招牌上用的不是现在的正楷，而是小篆，目的就是让人一眼难辨“遗嘱”二字。

 

    “说实话，说‘不怕死’是假的。但是遗嘱立好了，能减少一点担心，不是能走得更安心？中国人说‘善终’，就是没有任何牵挂。”写着遗嘱的老吴说。

 

    (《解放日报》2.5 王潇 殷梦昊 张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