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烟壶

    我们老院进二道门东厢房的第一家，住着老孙头儿：我们都这样叫他，现在想来那时候他也就五十岁多一点儿。

    他一辈子没有结婚，那时候，他的母亲还在，大约七十多岁，身体不好，常年躺在床上。母亲的饮食起居，端屎端尿，都靠他照顾。全院人都说老孙头儿是个孝子。

    老孙头儿是个英文翻译，据说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说是翻译，我们却没看见他上过一天的班，大多是人家找上门来，把要翻译的东西送来，他坐在家里足不出户就把钱挣了。他住的东厢房只有一间，靠窗一张写字台，放着他的命根子打字机。那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常到他家里玩，我常偷偷敲打键盘上圆圆的小按键，小按键发出“嗒嗒”的声音。

    老孙头儿的一个消遣，是喜欢吸鼻烟，而且，非常讲究。他家里有好多鼻烟壶，装在一个墨绿色的铁皮盒子里，高兴了，他会打开盒子，让我们欣赏里面那一个个形状不一、彩画各异的鼻烟壶。忙的时候，他会让我们帮他去买鼻烟。每一次买鼻烟，他都会从盒子里找出不一样的鼻烟壶，然后，嘱咐我们买了鼻烟一定要把鼻烟倒进鼻烟壶里，免得跑味儿！注意，别撒啦！

    他买鼻烟，必定要天蕙斋的。我们都特别愿意帮他买鼻烟，一来，老孙头儿会让我们把买鼻烟找的零钱买糖吃，二来，我们也愿意到天蕙斋去看热闹。这是一家老鼻烟铺，开业在清道光年间。听老孙头儿跟我们白话，说鼻烟分为十级，上好的鼻烟，一两相当于当时四十四斤一袋洋面的价钱。好家伙！当时，听得我们都嘬牙花子。

    从40年代到60年代，我们大院长大的好几茬孩子里，大概没有一个没去过天蕙斋给老孙头儿买鼻烟的，也没有一个没吃过老孙头儿的糖的。

    到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文革”爆发了，天蕙斋关门了。一天，一帮红卫兵闯进我们的老院，径自闯进了老孙头儿的那间东厢房。让我惊异的，是商家老太太和她的二闺女美莉带着一帮女红卫兵闯进老孙头儿的家。以前，美莉没少像个跟屁虫儿似的，跟着她一样大小的孩子，一起去天蕙斋帮老孙头儿买鼻烟。

    老孙头儿可能更没有想到的是，美莉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竟然指着自己的鼻子，劈头盖脸说他是美国特务，让他交出藏在家里的电台。

    老孙头儿先是一愣，然后忙跟她解释，他家里哪有什么电台呀，你是不是搞错了呀……她打断老孙头儿的话，用手指着写字台上的打字机说：这不是电台是什么？老孙头儿越是解释，越是乱了套。美莉索性带着红卫兵开始乱翻东西，一下子翻出了老孙头儿的铁皮盒子，她指着盒子上印着的一行英文小字：Made in U.S.A.，对那帮女红卫兵喊了起来：看呀，这里有美国的东西，他还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她一把夺过盒子，摔在地上，鼻烟壶碎了，鼻烟撒了一地。

    老孙头儿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装鼻烟壶的铁皮盒子，给他带来致命之灾。老孙头儿长寿，活到我从北大荒插队回到北京，我回老院时看到他，他还点着美莉小名对我说：你说这孩子是怎么想的。

    我再也没有见过美莉，不知道现在她会怎么想，会不会还记得这桩往事？

    （《我们的老院》十月文艺出版社 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