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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千字人物报道，把一个基层科技人员推到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因光明日报的报道名闻全国，并将载入史册——
■叶辉
被称为“中国星期天工程师无罪第一案”的韩琨事件，使“星期天工程师”从地下转到地上，由非法变成合法，这一转换极大地解放了科技生产力，推动了我国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我国有限的科技力量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对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说：“韩琨事件使一大批类似韩琨这样的科技人员免除了牢狱之灾！”
2008年，《新京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报道中回顾了“韩琨事件”，该报为此发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的文章：《给人才“松绑”造福社会》。
事件缘起
谢军，《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上世纪80年代叱咤上海滩乃至声播全国的名记者。他写的韩琨事件报道打响了《光明日报》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问题是否合法系列报道的第一枪。
据谢军提供的资料介绍，“韩琨事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崛起，这些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创办企业的农民精明而大胆。缺乏技术怎么办？他们迅速把目标对准了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周末或节假日把他们请到企业进行技术服务，付给科技人员报酬。这一做法逐渐形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大历史景观的“星期天工程师”现象。
“星期天工程师”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出现，有效缓解了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缺乏技术的严重问题。但马上遇到了旧观念、旧体制的强烈抵制，科技人员所在单位对这些外出“赚外快”的技术人员的行为非常恼火，它被视为是对人才部门或单位所有制的权力的挑战。人才单位所有制的制度性阻碍马上显现出来，人才所在单位利用单位的人事权加以制止，一旦发现制止无效，他们就会借助司法的力量施压，因为司法机关依据的还是旧的法律法规，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收取报酬被认定是受贿，这就导致许多“星期天工程师”遭遇被拘捕甚至判刑的厄运。
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收取报酬的合法性问题已成为当时一大无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韩琨原系1950年代的调干生，毕业于军事院校，是军需企业的技术骨干，曾在我国自行设计的火炮用橡胶配制件以及军工产品研制中作出过贡献，受到多次嘉奖。后转业至上海市橡胶制品研究所任助理工程师。
1979年底的一天，上海奉贤县钱桥工业公司经理通过关系找到韩琨，邀请他担任钱桥橡胶用品厂的技术顾问，被韩琨婉拒。钱桥乡领导三顾茅庐，企业对他言听计从，尊崇有加，已按他要求建厂房，添设备，韩琨很是感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韩琨军人出身，组织观念很强，虽然他乐意奉献，愿意用自己的技术为乡镇企业服务，但他有顾虑，表示帮助可以，但须征得单位同意。钱桥乡党委见他已松动，立即找到了韩琨所在单位橡胶制品研究所，征得了研究所领导同意。韩琨这才接受了聘书。韩琨因此成为一个此后备受责难、最终载誉历史的“星期天工程师”的杰出代表。
问题出在了企业对他的奖励上。作为乡镇企业的创办者，这些农民是精明的，也是大方的，重情义的，是懂得感恩的。他们感激韩琨寒来暑往的奔波操劳，决定一次性奖励韩琨3300元。两年时间，以效益上百万和个人所得奖励的区区3000多元，这样的比例用当时该厂工人的话说太不成比例了。
之所以做这样的奖励并非师出无名，钱桥乡党委和乡工业公司进行过认真研究，并参照当时劳动部门对科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搞第二职业实施津贴的有关规定，和当时国家科委对科研成果奖励条例，经集体讨论后才做出决定的。奖励分若干项目：奖金1200元；18个月来回的车票、外勤补贴728元；韩琨妻子没有工作，长期卧病，家庭生活困难，每月补贴88元，补21个月，得1848元，三项合计3376元。对妻子补贴部分，韩琨坚持不收，婉拒不成，存在了银行里，当时他就表态：“如果不合规章，如数退回。”而其他部分，韩琨收下了。就是这笔奖金给韩琨带来了灾难。
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韩琨是功臣还是罪人？3000多元奖金补贴该不该拿？一时在司法界、知识界众说纷纭。
韩琨案件经检察院侦查结束移送到法院，长宁区法院主审法官杜经奉对此案却有绝然相反的看法，在经过深入地调查之后，杜法官得出结论：韩琨非但无罪，而且有功！
问题复杂了，围绕韩琨案，检察院和法院之间发生了不同看法，引发了一场争论。
谢军是从上海市科技干部管理处的朋友处获悉韩琨案的。他从韩琨案中掂出这一事件的分量，马上判断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
科技局的朋友告诉他，关于韩琨案，上海市领导专门下令：不许报道。对于一个党报记者来说，是遵守命令还是冒着风险进行报道？此时，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格、胆识、良知发挥了作用，谢军决定舍弃个人利益，冒着风险对此进行报道。他马上找到区法院的杜经奉法官和一位副院长，告知自己准备写报道的想法，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采访进展顺利。他又找到韩琨本人采访，还找了举报韩琨的橡胶研究所等单位和相关人员。深入采访之后，他占有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稿子很快完成。稿件发回报社后，报社高度重视，编委会很快安排刊出。编辑部还给稿件加了一个旗帜鲜明的标题：《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这篇稿子1982年12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
就像引爆了一颗炸弹，“星期天工程师”问题触及了社会的神经，马上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强烈震荡，“韩琨事件”震惊全国。
12月24日，也就是报道发表的次日，谢军接到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的电话，这位法学专家在电话里急切地表示他要来见记者，要发表自己对“韩琨事件”的看法。
1983年1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徐盼秋的文章：《要划清是非功罪的界限》，这位法学专家从法律上阐述了对“韩琨事件”的看法，旗帜鲜明地对韩琨的做法表示支持。同一天，《光明日报》还发表了韩琨的辩护律师郭学诚的文章：《法律应保护有贡献的知识分子》。
韩琨事件引爆之后，全国各地的来信雪片似地飞向编辑部和记者站，《光明日报》顺势而为，在报纸上开辟“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业余应聘接受报酬？”专栏，开始就韩琨事件展开大讨论。
许多读者希望更进一步了解韩琨事件的细节，为此，编辑部指示谢军再做一篇详细报道。1月13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谢军的长篇通讯：《韩琨事件始末》。
在《光明日报》的推动下，“韩琨事件”持续发酵，《光明日报》的专栏引导着舆论，引导着科技人员业余兼职领取报酬是否合法的大讨论更深入地展开，这场讨论波及全国科技、公检法司、劳动人事、党政机关各部门。讨论持续了4个月，谢军就此先后写了10多篇报道一步步跟进。
新闻记录历史，影响今天。大讨论的结果是，“韩琨事件”引起高层注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法委专门就此开会讨论，并形成明确的意见：韩琨无罪！
1983年1月21日，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主持召开政法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韩琨事件”，并作出六条决定：韩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类似韩琨的星期天工程师一律释放；公检法机关今后不再受理韩琨这类案子；关于业余应聘接受报酬等政策上的问题，由中央另行研究。
中共中央发文通知全国各地，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业余兼职并获取合理报酬，由此受打击的科技人员一律平反，一大批“韩琨”重获自由。
1月30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隆重推出时任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答本报记者问的报道，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收取报酬问题终于迎来了新的政策——允许科技人员业余兼职并收取报酬。
韩琨这个小人物因为一件并不显著的小事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他的这一特殊年代的特殊遭遇折射出历史的进步，反映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巨大变迁。
媒体人的勇气
著名作家张贤亮认为，（20世纪）80年代最可贵的东西是：勇气！
《光明日报》上世纪80年代的报道中，因为有了勇气，才敢于突破旧的政策和法规底线，敢于顶住压力与抵制改革的势力进行较量，敢于旗帜鲜明地支持在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为改革助阵呐喊。张志新、遇罗克、马寅初、孙冶方、栾茀、韩琨、蒋筑英等人物报道便是《光明日报》当时刊发的影响最大、效果最好、最为社会各界称道的成功的人物报道。每个人物报道都呼应着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和社会关切。而这些人物报道的推出无不彰显着光明日报领导、编辑和记者的勇气。
纵观20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那就是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央主流媒体的领导人身上都有着一个相同的特质：勇气！这种勇气弥漫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发散在他们的言行中，贯穿于他们的行动中。他们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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