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力邀王国维到清华任教

    清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它是昔日的皇家园林，也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殿堂。这里人才辈出，曾被誉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便是其中一位。

    彼此欣赏

    王国维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他在清华园里仅仅生活了两年，但他的学术研究给清华国学院带来了20世纪最具现代性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他还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

    王国维能够得以顺利进入清华，胡适的鼎力推荐功不可没。

    胡适与王国维的治学背景不同，但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彼此欣赏。尤其是胡适，他最看重王国维的考据。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同时他在这年的2月10日又写了《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的书评文章，以表示对王国维曲学研究的肯定。

    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

    胡适力荐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于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聘请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的同时，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职位同各系科主任）。胡适推辞不就院长（后改为吴宓任主任），但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胡适还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在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昨承偕访王静庵先生，晤谈之后，曷胜钦佩。敝校拟添设研究院，即请王君为该院院长……”

    曹云祥校长求贤心切，多次致信静庵先生信和聘书均请胡适代转。同时，胡适积极主动地做废帝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和王国维本人的工作。

    最终，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并最终就聘于清华国学院。

    王国维到清华后，在学术上也发生了改变，转向西北地理与元史研究。西北地理和元史研究曾被称为：“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徐松、龚自珍等人都是这个领域的开拓和推动者，到了20世纪初，这一研究领域又成为近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王国维进入清华后，在短时间内能在这一领域脱颖而出，说明必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据其门生赵万里的年谱记载：“五月，从《通典》中抄出《径行记》，而以《太平寰宇记》所引者校之。又从《五代史》中抄出高居诲《使于闻记》，从《宋史·外国传》抄出王延德《使高昌记》,并以王明清《挥座前录》所引校之，又从《吴船录》抄出继业《三藏行记》……”由此可见，王国维对自己新的学术转向有意识地进行充分准备。

    人才辈出

    除了学术上的成就，在清华国学院的两年，王国维留在现代学术方法史上最重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普通演讲《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写道，“然昔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所谓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文物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等多位大师的辛勤努力，为后世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谢国桢（1901-1982），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学生，他曾协助梁启超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后为我国古籍整理作出巨大贡献；戴家祥（1906－1998），1926年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后来因其在古文字学尤其是金文上的造诣，被称为“金文研究第一人”；赵万里（1905-1980），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后来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在版刻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上都超过了前人。

    (《北京晚报》2.5 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