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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是最受英国人喜爱的百部文学作品中的第2名，已被10余次搬上电影、电视屏幕。
奥斯丁这样来到中国
“奥斯丁女士死时，年四十二岁。在她所作的六部小说中，《骄傲与偏执》为最佳。多少的时髦小说都已被人遗忘，或只留给文学史学者去研究，而这本《骄傲与偏执》至今仍能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动，而且翻成中文我相信仍能赢得读者的同情。”
这是1935年4月10日梁实秋先生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的文章，点明是为《骄傲与偏执》中译本写的序，译者是董仲篪。同年5月，书由大学出版社出版，易名为《骄傲与偏见》，胡适题签。
几乎同时，商务印书馆推出另一中译本，译者为杨缤，由吴宓作序。该译本名为《傲慢与偏见》，即今之通用译法。
两个译本谁先谁后？据1936年《国闻周报》第13卷第33期发表的《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可知杨译完成更早，且质量更佳。
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杨缤
杨缤喜欢《傲慢与偏见》，可能是受美国女传教士包贵司的影响。
杨缤本名杨季徵，祖籍湖北沔阳，1905年生于江西萍乡。其父杨会康25岁便中举，时任税官。杨季徵家中行七，上有三兄三姐，下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杨会康开明，允许子女习新学。1922年，杨季徵改名为杨缤，入美国教会在南昌开办的葆灵女子学校。
1928年，经葆灵女子学校推荐，杨缤免试入燕京大学英文系，成了在该校任教的包贵司“最喜欢的得意门生”。包贵司与杨缤情同母女，据萧乾说：“教英国文学史时，包贵司讲得最起劲的是简·奥斯汀。”
1931年，杨缤与同学动员罢课，认为英文系美国老师史密斯水平太差。当时燕京大学英文系没有中国教师，而清华大学外文系都是中国教师，杨缤们要求学校聘中国教师，校方只好请清华大学的吴宓兼课。
吴宓1921年曾在东南大学英文系中设“英国小说”课，《傲慢与偏见》列入4本必读书之一，吴宓因此成该书在我国大学中最早的推广者。
商务印书馆出版《傲慢与偏见》时，称吴宓为“总校”。吴宓的序写于1931年，而董译本1933年才动手，也有“总校”，是著名翻译家张谷若（曾翻译过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还乡》等），张是北大教授，可能是看他面子，胡适、梁实秋才为董译本捧场。
杨译本后来翻了4版，这可能与吴宓有关，他1935年将杨译本列为清华大学“文学与人生”课的必读书目。
杨缤改名为杨刚
1928年，杨缤与北大学生、中共党员郑侃相恋，并入党。1930年，杨缤参加“五一”反内战游行时被捕，在狱中遭遇酷刑，后经燕京大学保释出狱。出狱后，为方便活动，杨缤改名为杨刚。
1932年，杨刚本该毕业，因患猩红热休学一年。党小组负责人是个山东人，“性格骨硬，做事决不转弯”。复学后，杨刚想休息，向他请假，他问：病不是已经治好了吗？为什么又要休息？激烈争吵后，杨刚退党。
包贵司另一个很欣赏的学生是萧乾，杨刚曾以大姐身份劝萧入党，并借给他理论书籍，萧读不下去，赌气说：“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这代替不了旅行。”
杨刚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
萧乾当初靠杨刚弄到的一张假文凭考入辅仁大学，后将杨刚介绍给自己的老师斯诺，帮他编译《活的中国》，鲁迅、茅盾等人作品因此被译介到美国。
七七事变后，在夏衍等人介绍下，杨刚再入党。
1939年，萧乾因赴英离开《大公报》，推荐杨刚接替。
将《论持久战》传向世界
杨刚接手《大公报》副刊后，使其风格转向犀利，得到周恩来赞扬。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稿件后来交到杨刚手中，让她译成英文。当时上海已沦陷，杨刚找好友、美国人埃米丽·哈恩（中文名项美丽），哈恩将杨刚藏在自己家中。在哈恩情人邵洵美帮助下，《论持久战》在《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邵洵美发按语称：“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后来又出了英文单行本。
1940年，杨刚700多行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出版，轰动一时，人们称杨刚是“金箭女神”。作为名记者和优秀作家，杨刚在重庆结识了学者费正清，在费帮助下，杨得以赴美留学。
1948年，杨刚回国，继续从事媒体工作。
抗战爆发时，杨刚忙于救亡工作，无暇照料3岁的女儿，便寄养在包贵司处。抗战期间，杨刚与丈夫郑侃离婚，1943年，郑侃死于日机轰炸。
1957年10月7日，杨刚在家服用安眠药自杀，未留任何遗言。
(《中国家庭报》2.5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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