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里逃生

    （三）

    尽管我的生活还不能自理，但我想，生病是我的事，我不能将所有在乎我的人都困在我的身边。

    孩子当时在桂林读二年级，我的病很重，夫人照顾我已经是身心俱疲了，根本无暇顾及孩子。整个家庭笼罩在乌云中，一派沉寂，互相埋怨，唉声叹气，谁也高兴不起来。再三思考之后我做出了三个大胆的决定：首先把儿子送回老家，其次让夫人出来上班，最后我一个人在家静坐、练功、反思。

    把孩子送回农村老家，一来让他到农村广阔的大自然中磨炼，二来可以避免消极悲观的家庭环境影响，等读完小学再回城市，三来我也可以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康复。让我夫人去上班，一来让她调剂一下心情，二来减轻她的劳动负担，三来我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反省自己，调理身心。

    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离夫人上班的地方比较远，我对夫人说：“你帮我煮好一锅稀饭，就放心地去上班，我反正是这样了，生死有命，你守着我也不能解决问题。”

    我当时走路、吃饭、上厕所均很困难，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坚定地相信我一定能重新站立起来。夫人每天早上几乎都是含着眼泪、忐忑不安地出门，晚上回家又总是蹑手蹑脚地开门，生怕发生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我开始一天一天地好转，慢慢地，我可以站起来了，开始修炼“禅步”。刚开始扶着床练，慢慢到扶着墙练，动作很慢：闭目，抬腿，落地，放平，呼气，导重心，意念涌泉，再迈步，叹气，放松，左右交叉……成千上万次的反复练习，不厌其烦，渐渐地找到了感觉。终于有一天，我能扶着墙走出家门晒太阳了。

    大约手术后半年，我第一次走路到七星公园锻炼，不到一千米的路程，我歇了3次，中途还摔了一跤，心里却乐滋滋的。我毕竟走出了家门，如同囚笼里放飞的小鸟，内心生起了无限的感慨和希望。

    随着天气渐渐暖和，锻炼的次数开始增多，我的肌无力症状也渐渐缓解，日常生活开始慢慢基本能够自理，能自己吃饭、穿衣、大小便、走路、买菜、做饭。全家人这时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2000年秋季开学，我向学校提出上半天班的要求，学校同意了。我调整作息，坚持半天练功半天上班，合理安排时间。2001年春季开学，随着我的肌无力症状进一步改善，信心也越来越足，我决定上全班并坚持周末在公园“现身说法”，为癌症患者做公益讲座。

    （连载八）

    （《思考文化医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骆降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