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祭祖

    明清以来名门望族的家祭之礼，一般选择在两个地方，一是在家族墓地进行，一是在家族的祠堂中进行。墓地与居所相去遥远，除清明扫墓时节祭扫之外，大多在祠堂中进行祭祀。祠堂有设于第宅之内的，也有择地修建的，但距离居处不会太远。

    清末民初之际，我家几房大多住在北京东、北城，有的己是新式的花园洋房，而非旧式第宅，因此宗祠就设在朝阳门内大街路南。大约在40年代初，这处祠堂停用，于是各房均在家中祭祀祖先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家的祭祀形式也是愈来愈简化。在我记事时，每年祭祖大约有四五次之多，那是上元、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几次。十月初一不设祭，仅是焚化衣包而已。在这些祭祀中，每年最隆重的就是除夕了，后来又再行简化，其他节令一概全免，除夕就成了唯一的祭祖的日子。这种隆重的除夕祭祀，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这在当时也是比较罕见的了。

    祭祀的准备工作大约在除夕中午即开始。

    我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已经逾越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从住宅到家具，基本上是新式的，几乎没有旧式家庭中那种传统陈设和气氛，因此祭祀之礼也随之改良。50年代以后，家祭形式就更为简单，准备工作我们称之为“摆供”，而“摆供”的地点则在父亲的书房中。先是腾出一张大书桌，平时书桌上放的台灯、文具等暂时全部挪走，擦拭干净后摆上祖宗牌位，牌位是坐北面南的。前面摆上“五供”（即香炉、蜡台和花瓶），这些“五供”平时在我家是放在贮藏室中，只是在祭祖时才拿出一用。

    明清以来，家祭之礼设供为四世，即高（祖）、曾（祖）、祖、考四代，妣位同祭。我记得我家那种改良过的黄绫子封套式牌位远不只这些，可能还有叔伯曾祖、伯祖等也未可知。父亲既尊重传统，又具有新思想且极重感情，我记得家中的牌位中，就有父亲的姑母与他同父异母兄长的牌位。除夕祭祖的牌位总有二十多个，分为两排，次序当然是父亲和祖母们排定的，这些工作都要在除夕下午就做妥帖了。

    我家的除夕祭祖是男女同祭的，这与许多旧式家庭在祠堂中祭祀时只有男子与祭不同，反而倒与《朱子家礼》中所规定的男女同祭更为接近。我家进馔之礼也非完全遵循古礼，一般是由厨师用提盒提至屋门前，女佣帮忙一样样取出后交到我的两位祖母手中，由她们一样一样摆上供桌，似无男尊女卑和先长后幼的规制，这可能也是我家不太重礼法的缘故。

    进馔的菜肴大多为过年时的大件菜品，已不是古礼中牺牲所祭。米饭则要事先盛好在一个碗中，然后反扣在上供的小饭碗里，所以表面是整齐的半圆形。现在有些饭馆给顾客上的米饭也采取这种方法，以示整洁，是以祭先人的方法对活人，实为大忌，这要在旧时代看来，就闹大笑话了。

    在我的印象中，我家祭祖好像是先进馔后再奠酒。奉觞奠酒自然是父亲的任务，而执壶酌酒就是我的事儿了。小时候觉得这是祭祖中最为庄严的时刻，同时也体现了我存在的价值。

    接下来是行三跪九叩大礼（我记得平时节令仅行一跪三叩之礼）。我家人口很简单，叩拜行礼的人仅有四五位。父亲行献爵礼，礼成即行三跪九叩大礼，此后是祖母们，继而母亲，我是最后的，也体现我家只有长幼之序，而无男女之别。我家祭祖每在除夕傍晚七时左右，这时京城四处鞭炮响起，不绝于耳，院内佣人们也放起成挂的钢鞭，响声大振，供桌上香烟袅袅，红烛高照，一派过年的景象。

    我家祭祀已然是改良了许多旧礼。大约一炷香焚毕，即行撤供，撤供后部分菜肴再次加热后就成了年夜饭。一些现吃现炒的热菜一般是不上供的，仅在撤供后吃年夜饭时才上桌。饭菜撤供后神主牌位并不撤掉，只是换上清茶和水果，这要一直摆到正月初一的午饭之后。

    至正月初一上午，仍要将香烛焚起，洗盏更酌，重新沏上新茶，至中午时分献上几盘饺子和年糕。午后则将牌位、五供等一并撤去，恢复平日的生活状态。

    大约在1963年之后，这种大排场的祭祀改为除夕晚仅摆一个黄绫子封套的牌位，代表全体列祖列宗，供品也只有鲜花和清茶了。又过了两年，“文革”开始，除夕祭祖完全停止。

    （《彀外谭屑》三联书店 赵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