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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里有两位主要人物，一为潘金莲，另一为西门庆。
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铃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金瓶梅词话》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一印。本文如没有特别指出的，均出自这个版本）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髢髻，一迳里踅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裤。
第一段写的是西门庆的服饰，第二段写的是潘金莲的服饰。在《金瓶梅》一书里，作者深谙当时的社会、世俗和人情，对服饰、服饰制度及服饰的变化也相当的熟稔。
《金瓶梅》里的女性服饰
服饰于《金瓶梅》，当然具有小说家言的“炫技”。但是“炫技”，不仅展现出一部杰出的市民小说断不能缺少的“道具”，同时又建构了文本自身。春梅先是大房吴月娘的丫鬟，后成了宠妾潘金莲的丫鬟，接着又成了西门庆的情人，再以后又成陈经济的情人，最后，则成了周守备的正牌夫人。因此，春梅的服饰前后有极大的变化。作丫鬟时，大约是“头戴银丝云髻儿，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见第二十九回）。到了守备夫人时，春梅的服饰是“打扮的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下着翠兰缕金宽襽裙子，带着丁当禁步，比昔不同许多”（见第八十九回）。春梅服饰的流变，可见服饰制度的投射。
宋惠莲，本是西门庆仆人来旺的媳妇，成为西门庆宠爱的“地下情人”之后，“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耳……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被一阵风过来，把他裙子刮起，里边露见大潞红裤儿，扎着脏头纱绿裤腿儿，好五色纳纱护膝，银红线带儿”。事实上，《金瓶梅》写惠莲服饰，写得这般光彩和这般的性感，从某种意义上看，则是为惠莲“命薄”吁不平。
服饰于此，我们可以管窥到作者的趣味和价值取向。不仅惠莲的服饰与西门府上众妻妾的服饰相近，而且像爱月儿、吴银儿这样属于娼门的女性，在服饰上也被“一视同仁”。如吴银儿的服饰“头上戴着白绉纱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撇一溜小簪儿。上穿白绫对衿袄儿，妆花眉子，下着纱绿潞绸裙，羊皮金滚边。脚上墨青素缎鞋儿”；爱月儿的服饰“新妆打扮出来，上着烟里火回纹锦对衿袄儿、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妆花膝裤、大红凤嘴鞋儿，灯下海獭卧兔儿”。
等级、性别、尊卑里的人，都追求服饰的华丽，在《金瓶梅》里确实是一种众生平等的暗喻。《宋史·舆服五》指出“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有逾僭”；“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伶人，只许服皂、白认、铁、角带，不得服紫”；“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等；《明史·舆服三》对士庶妻妾服饰也有明确规定“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等。无论按宋季服饰制度还是明季服饰制度，《金瓶梅》于服饰制度上的僭越与叛逆，仅服饰而言，这部小说反礼教的价值取向非常鲜明。
《金瓶梅》里的男性服饰
女性服饰在《金瓶梅》里是服饰叙事的重头戏，但男性服饰的描写与叙事，同样是其整个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作者用了九个“儿化”的词来写西门庆服饰。此形象即土豪标准像。到了西门庆贿赂做上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一职后，西门庆的服饰，有了重大的变化。西门庆官职刚到手，就“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缝率领四五个裁缝，在家来裁剪尺头，攒造衣服”；迎请朝廷大员着“青衣冠带”；去京都拜见位极人臣的蔡太师“戴上忠靖冠”和“穿上外盖衣服”。此时的西门庆，毕恭毕敬，不再是阳谷县寻花问柳的土豪，而是一位像模像样的官员。
全书虽写的是大宋故事，但所有场景都发生在明期（《金瓶梅》初刻大致在隆庆万历年间，即公元16世纪中期），服饰于此，既给我们留下（近）古代服饰的样式和（近）古代服饰的制度的真实记录，又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
西门庆本是阳谷县的地痞土豪，即使当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宋并无此官职；《明史·官职》记有“金吾”等十九卫，“副千户”一职，从五品），他更多的时间，仍是在阳谷县做生意和找女人。所以西门平素最喜的服饰是“五彩飞鱼氅衣，白绫袄子”，尤其是“白绫”。“白绫”在《金瓶梅》里，并非吉物，相反，是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的凶兆和死亡的转喻。西门庆的女人，大都喜欢穿红色的服饰，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一白一红，极具性感和文本暗喻，同时也见证了色彩于服饰是服饰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像《金瓶梅》这样用于人性的善恶、用于人物的性格、用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文学里是罕见的。
服饰既是道具更是文本
《金瓶梅》里的服饰花样繁多、流光溢彩，几为穷尽其有，连一些过客，如只出现一次的兵勇等的服饰，都写得极为认真、决不马虎。当然，一些服饰或许是“小说家言”，尤其是官服，如提刑官的服饰。提刑官一职独见宋，即“提点刑狱司”里任职官，品级大约在三至四品之间。查《宋史·舆服四·诸臣服下》并不见“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翠蓝罗衬衣，腰系合香金带”之制度；再查《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也不见此制。可见其杜撰的意味。即便是杜撰，《金瓶梅》也有根据。《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标出三品四品的文官服为“孔雀”(三品)、“云雁”（四品），武官为“虎豹”，《金瓶梅》将其“虎豹”转为“金狮”。并在“金狮”之前，还加一“猱头”。猱，是一种类猿动物，猱作为服饰制度的标识，均不见宋明两季官职服饰制度。“猱头金狮”显然具有搞笑的元素。此“搞笑”以及另一些场景里的服饰“展演”，把服饰的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虚构，结合得天衣无缝。仅此，足显《金瓶梅》文本的讽喻与反讽的卓尔不群。
旨在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趣味
有繁花似锦的描写与叙事，《金瓶梅》还不止于服饰的制度，更在于打破制度以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旨义和趣味。
先说规模。第四十回有专门写西门庆府上为其妻妾做衣服的章节。一段是：“西门庆衙门中回来，开了箱柜，拿出南边织造的罗缎尺头来。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惟月娘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一段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两套妆花罗缎衣服。孙雪娥只是两套”，月娘则有“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一套大红缎子遍地金通麒麟补子袄儿，翠蓝宽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祆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在此，西门庆为妻妾共做衣服“三十件”。“词话本”为此专为西门府上做衣服的赵裁缝提写了一首六言长排（“绣像本”无此诗）。起首便称“我做裁缝姓赵，月月主顾来叫。针线紧紧随身，剪尺常掖靴靿”。从裁缝的繁忙到服饰的呈现，其规模和数量，几乎难以估计。
西门庆从开药铺和坑蒙拐骗发家，到后来开段（缎）铺（西门庆黑吃了别人的钱所开）。这表明：一、服装生意也许比药铺更赚钱，二、当时对服装的需求都很旺盛。第六十回“西门庆立段铺开张”，开张货物“共装二十大车”，开张喜宴“十五桌”。西门庆的狐朋狗友、三大姑六大舅，还有官场中人夏提刑的礼物，其场面之铺陈和热闹，可见当时服装业的繁荣。
再说服装的价位。李瓶儿一件皮袄六十两、祭李瓶儿孝绢二十两，西门庆为梳笼粉头李桂姐、出手就是五十两银（为李讨四套衣服），第四十回提到赵裁缝为西门府上做衣服工钱五两等。可见，服装动辄以两、几十两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金瓶梅》里其他地方涉及到银两价位的话题。第七十回里有一张皇帝嘉奖众大臣的钱物清单，皇帝奖赏最高者五十两，最低者五两。与西门府上妻妾的服饰价位比，皇帝嘉奖的最高价位，不值李瓶儿一件皮袄，皇帝赏给某大臣的五两，只是赵裁缝为西门府上众妻妾做一次衣服的工钱。
明后期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多元，由此推动了戏曲和小说的发达，于是《金瓶梅》应运而生，书里对服饰的描写和叙事所达到的万千气象也应运而生。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中华读书报》1.17 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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