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建国

    据统计，名叫“建国”的人有近百万；名叫“国庆”的人也有近50万。这些“建国”们不论在共和国何方，不论司职什么行业什么岗位，也不论年龄大小，他们都为自己的名字自豪，都为自己的祖国骄傲。

    杨建国（燃气公司行政人员）经常有人问我：你是不是1949年生的？你的生日是不是10月1日？我说都不是。那出生于1958年12月的我，为什么要叫“建国”呢？

    我父亲解放前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部队起义后，父亲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1957年，我的父母在新疆结婚。一年后，在库尔勒铁门关一个叫“石灰窑”的山沟里，我呱呱坠地。

    父亲后来成了工人，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很善良。老人对共产党怀有深厚感情，要求我好好学习，长大了建设祖国。据说建国这个名字在当时比较流行，是建设国家的意思，父母希望我长大也能为国家出力。等我真正懂事以后，才发现自己的这个名字有些特殊：首先是叫这个名字的人特别多，我的同学就有好几个；还有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很崇高，因为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不能给这个名字抹黑。

    以前我们市里有一位领导也叫杨建国，有朋友听说了便向我道喜，让我请客，后来问了好半天才发现是一场误会。这样的事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这些意外的快乐是名字带给我的。

    我的无数同龄人，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艰难的一段岁月。我个人关于童年最重要的记忆就是：常常为吃饭而发愁。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是饲养员（喂牛），喂牛打来的草里有许多草籽，这些草籽就成了家里的部分口粮。把草籽磨成细末后与粗粮混合做成馒头，在当时来说是一种不错的食物。

    回忆童年生活，我更觉得自己要为国家建设多出些力。我1977年参加工作，第一次领到手的工资是37.1元，而我现在的工资是4100元，32年的时间，工资增长了100多倍。要说6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田建国（地质工作者）53年前，在“十一”节庆里阵阵鼓声的催促下，10月4日清晨，我呱呱坠落在中华大地上。

    当年，“建国”这个名字意义非凡、气魄宏大，也很时髦和光荣，可我也曾觉得重名太多，政治色彩太浓，革命性强，文学性差，缺少知识含量，甚至还有点俗气和土味，一度产生过想改名的“邪念”。

    小学六年级时，被判为“牛鬼蛇神”的父亲处在“倒霉”的阴影中，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狗患子”的日子也不好过。一堂语文课上，满腹心事的我，在作业本上反复写着一个名字，接着又翻封面，划掉了姓名栏里的“田建国”，写上了刚才反复练写的那个名字。没发觉陈老师已站在了我的身边，姓名栏上的“田野风”三个字映入了老师的秀眼：“怎么，改名字了？”轻柔的话语，吓得我慌乱地捂住本子，抬头辩道：“没，没，没有。”“没有那就专心听讲。”美丽善良的女老师并没有责难我的意思，却让在课堂上心不在焉的我清醒地回到现实之中，刚刚萌发的改名的念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大概才会理解，“走资派”儿子的大名改不成虽是小事，却有可能会引来一场灾祸。

    高中二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个被“下放”的新老师。第一堂课，他在黑板上郑重其事地写下了“边怀国”三个大字，接着很自豪地自我介绍说：“我叫边怀国，就是‘身在边疆，胸怀祖国’的意思。”声音不大，却字正腔圆，借名发挥，侃侃而谈，抒发了一番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老师对自己名字的诠释，让我对“建国”这个名字所赋予的伟大、深刻的含义，认识上有了质的升华。

    叶建国（记者）1981年5月9日，我出生于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这一年，父亲给我起名叫“建国”。

    那年，母亲在村南头的阁老庙里生下了我。父亲说，当时天气非常好，大片大片将要成熟的麦田，在初升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耀眼的金黄，晨风乍起，麦浪此起彼伏。小学都没读完的母亲每次提到这一天，总是饱含感情地说，“四月初六麦黄黄”。

    母亲选择在阁老庙里生下我，虽然不是刻意为之，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乡下人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在作祟。在来到阁老庙之前，父亲带着怀孕的母亲，加入了“超生游击队”的行列。为了生男孩，我父母亲几乎住遍了所有亲戚家。而每一个地方总难免被村干部带着人追来。所以，临近我出生的时候，为了躲避“追捕”，只好暂时住在阁老庙里，直到我出生。

    父亲告诉我，之所以给我起名“建国”，直接原因是，“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感到国家正在向好的地方发展”，“就像再次建立新中国”。

    而后来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当时与父亲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止一个：我同龄的邻居叫“建华”；我初中班50个人中，竟然有三个人叫“建国”，他们也都不是出生于10月1日。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甚至在穷乡僻壤的豫东农村，对于改革向好的共识亦是如此鲜明。

    （《我的名字叫建国》 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