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草书对抗命运无常

    王铎出身寒微，在河南连年的饥荒和大旱中艰难地活下来，中进士之后与倪元璐、黄道周一起被称作大明王朝的“三株树”，在官场上他当然想一展抱负。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王铎由于救过福王，因此被委以高官。大明朝“三株树”中的那两株，一个抵抗殉国，一个自尽殉节，而王铎选择下跪，这注定了他从此被嫌弃的一生。他所剩下的牌，就只有一笔好字了。能不能凭借艺术完成下半场生命的突围？所幸的是，他做到了。

    王铎在入清之后，到其61岁离世，最后7年是他的人生最为空虚、苦闷的时期，但这最后的7年，他在日日呼酒卖醉中，竟然创造出中国书法的又一个高峰。

    风行雨驰的狂草书法，当然是排遣内心压抑的最好途径，然而王铎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够开创出魏晋以来全新的视觉面貌，主要得益于他深厚的书学修养，对书法的深刻理解。他从16岁写《圣教序》开始，一生将“二王”作为摹写对象，并提出了“书不宗晋，终入野道”的响亮口号。一方面，这个主张针对的，是晚明流行的董其昌式审美。那种流美、清丽的审美风格可以代表大众对于“二王”的认知。而王铎偏偏就要打破这种认知。流美、清丽，是绝大多数人一望而知的“好”，而“二王”草书的“好”，一般人却难以一窥堂奥。关于这一点，王铎可以说有“不服”：

    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

    不服，是不满于流俗对自己的认知；你说我好，可是你压根儿不知道我哪里好。大众对于草书之美的认知，无非孙过庭、怀素，因为那一望而知的圆滑流利、龙飞凤舞。然而，正如现代草书大师高二适所言：“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知草。”王铎以其天才，参悟二王笔法，赋予了二王崭新的面貌。他不断重写二王经典草书法帖，但是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呈现出他个人风貌，已经不能用传统的“风樯阵马，沉着痛快”来形容了，当然那种疾风劲雨的气势一定在，人们以“雨夹雪”形容之。

    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了解一下王铎对于“怪”的主张：

    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子美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

    不难发现，王铎所说的“怪”就是一种对雄浑、伟岸、凛然大义的气象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理想人格的一种构建。这个取向换成一般人物，就很容易掉到张牙舞爪的坑里去。而具有“力能扛鼎”笔力的王铎，有资格在这个向度开采。在这个过程中，王铎逐渐舍弃了“美”，在入清以后，他的此类巨幅作品日渐成熟，每一幅都在重塑着自己的人格理想，都在说着“不服”。

    （《北京青年报》9.22 黑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