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本文作者的爷爷陈传方，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学生。陈传方1915年生于苏州同里，1934年考取北大教育系。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1938年爷爷从西南联大毕业。
很多非本校生住在北大宿舍
我的爷爷陈传方，号寒石，1915年生于苏州同里。1934年，爷爷十九岁时，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讲一口的苏州话），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苏州中学的同学、同样考上北大的胡绳。
因为胡绳在北京有亲友接待，我爷爷便跟着胡绳直奔位于北河沿的“北大三院”（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成立之初将和嘉公主府作为校舍。1918年，北大红楼在沙滩汉花园一带建成，人们称红楼为“北大一院”；公主府为北大理学院，人们称此为“北大二院”；北大在北河沿一带的清朝“译学馆”旧址还有部分校舍，当时北大大礼堂就在院里，此处被人们称为“北大三院”，一年级新生宿舍集中于此）。
爷爷刚到北大，学校没有地方住，他就在沙滩中老胡同的一家公寓里，和胡绳及另一个苏州中学的张姓同学一起住。爷爷在公寓住了半年，就分到了集体宿舍。
爷爷说，当年混迹在北大宿舍，真是太容易了。我爷爷的那位张姓同学，没有考上大学，他没办任何手续，就在北大旁听，还和我爷爷住在一间宿舍。当时，同宿舍有个同学叫金宝祥，他不愿住宿舍，就在附近的公寓里租了一间房住。张姓同学就顶着金宝祥的名字和我爷爷同住。
师生聚餐爱上东兴楼
如果请客什么的，师生们都爱去“东兴楼”。爷爷的英语在全校是出名的好。有一年，北京的四所大学之间举办英语演讲比赛，爷爷一举夺魁，还有60元的奖金。拿到奖金之后，教育系的秘书就跟我爷爷打招呼，他说同学得了这种奖金，按惯例都要请院长、系主任、任课老师和其他有关人员吃饭。我爷爷问他该怎么办？那位秘书对我爷爷说，只管把钱交给他，其他的事情，比如请老师们、东兴楼定菜，都由他办好了。
东兴楼的菜与别处不同，大部分都是烩菜。至于喝什么酒，当然听三位老师的（胡适先生、梁实秋先生以及我爷爷的老师杨子余先生），他们要的是老白干。那时候贵州的茅台、四川的大曲、陕西的西凤，都还到不了北京，老白干算当时北京最好的白酒了。
几十年后，爷爷对当时宴会上的细节依然十分清晰。席间，最开始说话的都是老师，学生们只有闷吃的份。但是半斤老白干下肚之后，大家说话就随便了，学生也有胆子说起话来了。胡适先生和梁实秋先生都脱去长袍，嬉笑怒骂、臧否人物，而杨子余老先生则倚老卖老，称赞起他的徒弟（我爷爷）来，说将来可以跟叶公超去办外交。胡、梁两人也乘势说都是杨老先生教导有方。同学们也起哄，我爷爷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只有脸红的份。
那次请客花去爷爷20多元，后来同班同学和篮球校队队员都要爷爷请客（爷爷是篮球校队队员），请完客，奖金所剩无几。
多才多艺的北大“三怪”
当年，我爷爷陈传方、严倚云（近代翻译家、教育家严复的孙女）以及一位广东同学梁发叶，在北大小有名气。他们三人是同班同学，又是一个班的班委，而且他们选的课差不多，他们三人常在一起，同学们称他们为“三怪”。怪在哪里呢？爷爷曾作过解释。
爷爷1.85米的大个子，严婆婆（我父亲小时候认严倚云为干妈）不到1.5米，而梁发叶的脸，轮廓特别突出，外貌有些怪。从形象上，他们三个人搭配在一起，很不调和，人们觉得好怪。而且三人中年纪最小的是我爷爷，可是我爷爷个子最高，外貌看起来年纪最大。严倚云年纪比我爷爷大，但她个子矮小，看起来反倒是最小的。
不过，这“三怪”个个都有真才实学。严倚云英语、法语出色，演戏更是全校有名；梁发叶是运动场上的健将，在北大也是众人皆知，他的女朋友是蒙古公主；我爷爷是北大篮球校队队员，又是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除此之外，他唱歌也非常棒，是音乐会的“台柱子”。所以当时同学们叫他们“三怪”，他们三人还有些自鸣得意。
北大“三怪”的关系也非常要好，他们毕业后，直到抗战胜利，一直都留在云南贵州一带，三人联系很密切。1949年前夕，严倚云和梁发叶去了美国，后来他们和我爷爷失去了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爷爷托沈从文先生，打听严倚云的情况，因为沈先生的小姨子是张充和，而张充和曾于1934年在北大试读过一年。我爷爷和张充和联系上后，又通过张充和，联系上了严倚云。我爷爷也由此得知，严倚云和梁发叶曾在国外多方联系他未果，甚至被人告知我爷爷已经去世，远在海外的严倚云和梁发叶曾抱头痛哭。我爷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了一趟美国，可惜梁发叶已经去世。
(《北京晚报》9.4 陈丽)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