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问责还需细化

    在近日举行的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首次提出了量化问责概念，问责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个城市，将结合发现问题的数量对准区县、地市，最高将问责地级市委书记。这引发舆论关注。

    量化问责不仅明晰了问责的启动标准——如排名后三位且大气质量改善目标比例低于60%的问责副市长，低于30%的问责市长，不降反升的问责市委书记。还将问责的层级也提高了。

    问责治霾不力，此前多针对基层部门官员。需要反思的是，有些基层官员为何会怠惰？更多的可能是当地治霾考核上压力传导不到位所致。而压力传导不到位，问题就出在“上面”。如今，让地方主要负责人为治霾担责，这是责任型政府的应有之义。

    量化问责，解决了向谁问责的问题，而这样的“责”该怎么问，同样需要关注。在量化问责迈出治霾问责制的重要一步后，接下来，各地也宜制定相应的问责办法，治霾问责制，从向谁问责到所问何责，一个都不能少。

    （新华网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