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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作品《边城》，是以一本旧单行本的方式进入我的记忆的，带着它的水气和植物气息。无论边城在哪里，它都唤起我们的幻想与热情，因为沈从文的每一个字，都晶莹饱满、温润明亮，一如南方水田里的稻米，喂饱我们的想象。
在中国雨量充沛的南方，有无数古老植物的枝叶在沈从文的文字间晃动，物种不明的兽物蛰伏其间，人与神鬼比邻而居，鸡犬之声相闻。作为一个记录员，沈从文忠实地记录着那个地方的自然史、宗教史、社会史、战争史、风俗史，所有事物都传递着积累了几十个世纪的隐秘信息。
同样描述了大量的乡土民风，沈从文的家园与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鲁迅笔下的故乡仿佛一块均质的岩石，灰暗、滞闷，无法穿透。比如《祝福》写还乡，一开始就写到“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雪的意象时常在鲁迅作品中出没，诸如《祝福》《在酒楼上》《雪》等，将他笔下的故乡衬托得更加凛冽和寂寥。
显而易见，鲁迅对乡土采取了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故乡给他带来的永远是负面消息，所谓“风雨如磐暗故园”，而返乡，则一再对他造成伤害。而照汪曾祺的说法，“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故乡是他生命的来源和最终的归处。
空间与时间
作为一个空间表述者，沈从文把一个异质文化（楚文化）的空间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用空间取代了时间。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世界是一个取消了时间性的世界。在日升月落、四季更替、生命的轮回这些自然现象的启示下，这里的时间表现为循环时间，时间的指向不是前方。它是圆形时间——如同周而复始的钟表，而不是线性时间。
时间是主宰万物的君王，但是在湘西，它交出了自己的权力。湘西的山川、百兽，已经摆脱了时间的统辖，并突出了空间主题。我相信一道布景、一个道具，可能一千年没有变化过。翠翠/傩送、萧萧/花狗之间的故事，几个世纪以前同样会发生。所以，沈从文的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时间模糊，甚至完全没有时间。作为一个无关轻重的角色，时间退席了，故事则在被抽空的时间中进行。比如著名的《月下小景》，通过标题我们知道，故事发生在夜晚，但我们无从知道它究竟是哪个世纪的夜晚；再如《柏子》，开篇便是空间的出场：“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但全篇找不到关于时间的提示，诸如晨曦、夕阳等，构成沈从文小说的时间要素通常只有两个：白天，或者夜晚，仅此而已。相反，沈从文对空间的刻画却是异常细致，每个细节都纤毫毕现，并充满隐喻性，每个人物在空间中的位置，都经过了一丝不苟的规划。
第二个特点，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许多没有名字。沈从文有意隐去了他们的名字，因为无论他们是谁，都必须承担这块土地强加给他们的规定性成长。他们的称谓，通常是“丈夫”“女人”，等等。
在西方，历史时间产生于18世纪。18世纪是时间感获得巨大觉醒的时代。鲁迅是最早将线性时间，即历史时间带入乡土的作家之一。他为乡土大地标定了明确的历史时间，即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由封建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年代。
鲁迅率先对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进行否定，并纳入“改造”的议事日程。在他眼中，乡土及其代表的农业文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藏污纳垢的大本营，诸如人身买卖、一夫多妻、缠足拖辫、吸食鸦片等等，“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乡下人——无论是闰土、祥林嫂、华老栓、七斤，还是阿Q——身上的“奴隶意识”像传家宝一样代代相传，从不舍得丢弃，麻木又愚蠢，可怜又可憎。
鲁迅以麻木、愚昧、顽固、残忍为乡土作出的定义，参照的背景是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科学、启蒙、进步等知识分子话语。
沈从文在写作时，脑子里并没有一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启蒙、革命等等），用它们来解释他眼中的乡村生活。“这些‘类动物’的水手的生存境况，尤其是他们身上所谓的生命力，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快乐震撼了作者，使作者反观到自身‘进步’生活观念的空洞。”他是一个回避参照系的人，永远听从于内心的指令。《边城》中的顺顺，不过是码头管事，有一点“资产”（顺顺的“资产”只是“八只船，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又时常为人们排难解纷。《丈夫》中的水保，“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又亲近了船家，在这些情形上面他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式。他受人尊敬不下于官，他做了许多妓女的干爹。”很难把他们划入阶级敌人阵营。他们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和生动的。
“出走”与“归来”
鲁迅为中国乡土宣判了极刑，这是因为他是站在西方现代性的基点上回望乡村社会的。有趣的是，当鲁迅站在西方现代性的立场上驳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他既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也不隶属于传统文化。针对乡土，鲁迅提供的核心意象是“出走”。
与鲁迅相反，作为中国边缘部落的后裔，沈从文提供的核心意象是“归来”，这直观地体现在他1934年所写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中。三部书稿记录了他的归乡过程，字里行间表达了当时已成为城市人的沈从文对于故乡的认同：“我爱这些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陌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故乡如同胎记，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他的表情、伤痕、梦境和歌声，吸纳他的激情、青春和血，把他投入河流和与河流一起奔流的时光里。他已经变成一条船，河流是它终生的籍贯，只有在河流中，它才不朽，一旦离开，它将变成一只风干的标本。他最后40年文学事业终止，除了外在压力，他内心河流的枯竭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作为一个城里人，他已经被与故乡分割开，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存在，无法接受来自河流的恩典。归乡，成为他长久的冲动，使他不得安宁。
对于鲁迅而言，除了百草园，故乡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温情的回忆，对于故乡，他表现出决绝的背叛的姿态；但城市代表的所谓“进步文明”，却反证了故乡在沈从文心目中的价值，并且坚定了他对于故乡的信念。
沈从文与鲁迅的故乡都面临着相同的境遇，那就是传统的乡土社会正濒临瓦解，地区版图被纳入国家，乃至世界的版图中。无论沈从文是否承认，历史时间终将像一把利剑，刺入他心中那个封闭自足的空间。他们共同面对着若干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从未面对过的历史主题，并且不约而同地背井离乡，投入到新的文明中去。但此后，他们便分道扬镳。他们回望故园的眼光也大相径庭。对于乡土，鲁迅以憎的方式表达他的爱，沈从文则以爱来包容他的憎；鲁迅重于描述“时间中的历史”，而沈从文则重于描述“空间中的历史”。沈从文笔下的空间并不绝对是静态的，历史时间经常闪烁其间，比如在《长河》中，可以隐约窥见民国时代陈渠珍在湘西的独立王国被蒋介石挤垮、苗民叛乱等不平静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城市来的一批新主人使湘西变得衰落腐朽的历史过程。
公允地说，鲁迅对于传统价值并非一概否定，比如他抄古碑，在创作中大量借用旧戏的意境；而沈从文，对传统价值也并不一味奉迎，他时常以人性的眼光对乡土习俗中的不良成份进行挑剔，比如残酷的“沉潭”，就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呈现，我们能够从女人的落水声中感觉到他内心的疼痛。然而，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的强大攻势下，鲁迅更倾向于“求变”，表明了他全面接受西方主导的现代生存原则的决心，开始以“人类”的眼光代替“民族”的眼光；而沈从文则强调“不变”，与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理论相映成趣，他主张“民族品德重造论”，并“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坚韧和勇敢”，战胜“民族忧患”。
沈从文的价值
一种文化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空间转换价值”。所谓“空间转换价值”，就是指一个空间形象中的自我和另一个空间形象中的自我之间的价值差异。
沈从文的价值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转换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凤凰不是作为旅游的终点站存在的，它也是我们发现世界和认知世界的起点，包括它的道德、宗教和审美方式——“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永远不会放下他的妄想，让人们“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于是，翠翠的渡船，有了某种隐喻的意义。沈从文的回归实际上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一是对过去的投靠，二是对未来的期许。沈从文的湘西无须对历史时间存有敌意，相反，恰是历史时间（比如革命时代，或者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的介入，彰显了湘西的不可取代性。那里的山野溪涧孕育了充足的氧气，随时准备为我们虚弱的内心提供动力。
沈从文成为城市中的困兽，归来是他一生的渴望（他用翠翠的等待来呼应这种渴望），也是他一生中最苍凉的动作。
（《大师的伤口》祝勇著 海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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