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好为人师

    ■杨念群

    历史学亦可动情，读史治史也可以是一种审美。作者杨念群有志于改变史学研究埋首钩沉脱离俗世的现状，希望历史成为散发着温度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

    中国人好为人师，大约可以从孔子在世时算起。“儒”最早就是专门为“王”服务的神职人员，负责为王们在办事出行前观测天象，沟通天地，预卜吉凶。沟通天地要有规矩，就是儒家常挂在嘴边的“礼”。春秋战国时期，“王”的位子被切割成几块，每个王都说自己有资格直接和“天”沟通，“儒”一失业，“礼”的规矩就坏了。

    转机发生在汉初，汉武帝喊出了一句“独尊儒术”的口号。其实，汉武帝的目的是安抚民心，缓解他们对秦朝苛酷统治的恐惧。到了宋代，军力薄弱，与北方蛮族对抗少有胜绩。儒生想用“文治”的风光掩饰蛮族欺侮的尴尬，这正对宋初皇上的心思。宋儒当了皇帝的老师，把皇帝训化成一个有道德感的人。只要皇帝肯当一回道德模范，民众就会趋行效仿。“知识”使人向“善”就会变得有用。所以中国人就是在反反复复“拼人品”的教育下长大的。晚清康有为搞变法，还在用同一路数，他的设计是先把光绪皇帝包装成一个“道德完人”，这皇帝版道德偶像登台亮相，维新变法自然水到渠成。

    没想到，清朝末年，中国人把这套圈内拼人品的伎俩用在洋人身上完全失灵。洋人的意思很明白，人品不重要，谁能使蛮力把对方扳倒，才有资格发话讲理。 

    从“拼人品”转到“拼知识”是从科举崩溃开始的。科举一废，学堂教育多追从西学知识而设，尤重政法理工，其中道德内容大多压缩到可以忽略不计。怪不得吴宓当年骂清华只生产满脑子投机的世俗小吏，缺乏大智大勇的学界政界精英。“知识”与“道德”从此脱节，正是中国文化变质的开始。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不道德教育讲座》中曾经有一讲的题目是：“应当打从心底瞧不起老师吗？”三岛认为：“人生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这个问题必须透过阅读、自我思考，才能想出答案。而这方面，老师几乎没传授过我什么。”

    如果把三岛置于中国古代的学校之中，他肯定不会提出类似的疑问，因为古学要求老师的职责即是“传道”与“授业”。“传道”貌似枯燥的道德说教，实则包含教师亲历的不少人生经验和生活技巧；“授业”才指实用的处世知识。近代以来，“道”的部分被贬斥到边缘，学生大脑汲取知识就如同往人造乳房中灌注填充物，故才有三岛之叹。这分明是在骂现代教师无资格自称人生导师，充其量只能充当知识传输带里的一个齿轮。

    由此联想，古代的“好为人师”与现代“好为人师”的区别大概在于，古人“传道”与“授业”是一体，无法割裂。现代老师只传送知识，不关心“知识”背后的“道”是什么，这道理与自己的人生经验到底有何干系，或仅仅满足于这个“业”是专门化系统中的一个零件，只需要在松动时把它拧紧，学生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心灵需求为何，完全不重要。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