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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些现象会使人怀疑，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问题？
我个人觉得，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鼓励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却可以是零分。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
从文学中寻找人生的解答
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很苦闷。不只是身体开始变化，声音变粗、性征出现，等等，更重要的是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时刻，就在此时，也就是启蒙时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身体的苦闷，却无法解答。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发我开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我的精神向往和肉体的欲望冲突得很严重。
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学。有一段时间，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耽误了，那几次考试的结果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学校、被家里指责成一个坏学生、坏孩子。我想，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我们评断一个学生，是坏学生、坏孩子，因为他的分数不够，可是他对人性可能已经有很丰富的理解；我们评断一个好学生、好孩子，也是用分数，却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的种种课题。
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法律系的高材生不表示不会犯罪，他可能熟背法律条文，可是对于“什么叫做罪？”不一定理解。所以我们会看到“高等学府的法律系学生为了购买手机，在电梯内抢夺女孩皮包”这样的新闻。
这只是提醒我们，知识不等于智慧，也完全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
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
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们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
我曾经帮朋友代课，带大学舞蹈系先修班的孩子，他们大概都是大一的程度。因为要代三个星期的课，我很想认识他们，所以请他们画自画像，然后准备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我的目的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看自己。课后，好多学生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透过镜子好好地看自己。人真的应该常常在镜子中面对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当我在课堂上，请学生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最后都哭了。我才发现他们内在有一个这么寂寞的自己，是他们不敢面对的。
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肯讲，上台以后，只看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句话也不说。我当时也没有强迫他们讲。到了第三个礼拜，我私下和这一批学生吃饭，因为我不能让他们的话不讲出来，最后他们说了，我才知道这些不说话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们的父母听过这些话吗？没有。老师听过这些话吗？没有。在升学体制中，没有人给他们这样的管道。这些说不出口的话，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会出事情的，这令我非常担忧。
一切都在商品化
我们提到价值观，重点不在于年轻人的价值观，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唯利是图”时，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利。
如果要检讨的话，就应该是做整体的、全盘的检讨，而不是在个体行为上。因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
教育也在商品化，一切都在商品化，连宣传公益都要靠广告包装。这个现象让人非常害怕，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制衡的话，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而那些令人错愕的事也会继续发生。照这样走下去，结局只会越来越严重。
知识分子的风范
过去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叫做“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这些老先生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基本上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19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譬如说五四运动，或者后来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
我1976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读李商隐、读李贺。
亲近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让我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会回头去读像十三经这样的古书籍，这些书里面讲的都是很根本的、属于人性的东西，就是做人的纲要。我想，知识属于人，了解了人，无论你学到什么新的知识，都能结合在一起，不会有断裂的感觉。因为任何知识都要回归到人的本分，知识回不到人的本分，那个知识就一定会出问题。
以人为本的教育
现在我们要传承这样的风范是比较艰难的。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很少人能逃过物化的影响。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尤其又卡在一个考试升学制度，如果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制度，就没有办法去扭转孩子的观念。
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
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要面对的是巨大的压力，他的父母、他的学校、他的同学、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时候要谈人性、谈文化的根本，真的非常困难。
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诚实地说，这么做很危险，因为孩子要面对非常巨大的价值压力，很可能会崩溃、变坏、扭曲，真的要非常小心。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中，若是很确信要带这么一个所谓“叛逆”的孩子时，我会长期跟他保持联系，让他这条路走得更稳，让他更有信心。这才是教育真正应该要做的事。老师一定要是人师，也永远要以人为本；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关心。
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很多父母与教师真的忽略了一件事，他们所教育的对象不是一个物品，而是一个人。
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长期以来不被注意、被忽略的课题，这个“果”已经显现在报纸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中了。我们冲得太快，没有办法一下子刹车，但可以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去做，让物质的东西少一点，让心灵的空间大一点。
如果你的心被物质塞满了，最后对物质也不会有感觉。当一个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最后他会非常不快乐，即使是杀人他都没有感觉。他已经被物质塞满了，他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所以他很痛苦，这种痛苦是他的父母无法了解的。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
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有信心，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比较丰富的文化支持。譬如说我虽然很矮，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很高大，可能是在心灵方面，或者精神方面，或者有某一方面特殊技能。
我们的社会的确已经在走向多元，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要求“无障碍空间”的设计。我小时候哪里有这种东西？残废就残废嘛。可是我们现在也不用这样的称呼了，因为他并没有废。这不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而是人们重新思考，过去所做的判断对不对？过去的残就是废，就是没有用的人，但现在发现他不是，他可能有其他很强的能力可以发展出来。
我想这就是多元社会一个最大的基础，人不是被制化的。
制化，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用分数就决定这个学生好或不好。不把人制化，才能让人身上的其他元素有机会被发现，丰富他的自信。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定位，有他不同的定位过程，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观念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他们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
（《生活十讲》蒋勋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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