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自述：我在台湾四十年

    我是1949年从青岛港被带走的，当时已经40岁，家里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12岁，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最小的那个只有六个月。

    当时到处在抓兵。为了躲避我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后来还是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

    刚开始时还数着日子，总觉得很快就能回家。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两岸关系也一天天紧张，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一想起家里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心里就针扎般地痛，我不在家种地，他们吃什么？

    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待就是十几年，出来时正是壮年的我，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找工厂打工，人家嫌我年纪太大，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从部队里下来，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进了天主教堂当工友，干一些清洁的活儿，才算有了栖身之地。

    那些日子，每当夜深人静，我便跪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我要仁慈的上帝帮帮我，已经步入晚年的我别无它求，我只要能知道家的消息。

    77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教堂是慈善机构，像我这样孤独无依的老人，他们让我躺在教堂后边的木板房里，每天打发几个修女给我送点吃的。看到我一天天颓废下去，终于，有个修女站了出来，她说她有教友在国外，也许可以托他们给我往家里带个信儿。

    这个修女的主意让我打起了好好活下来的精神，我开始强迫自己吃东西、吃药，我想也许真的有上帝被感动的那一天，我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回家去。

    1986年的春天，就在我刚刚能够下床扶着栅栏一步一步走到院子里去的时候，那个修女拿着一封信找到了我。看看四周没有人，她悄悄地对我说：“周兄弟，你家里来信了，太太和孩子们都在盼着你回去呢。”

    当时拿到修女偷偷塞给我的家信，几乎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我没有再扶那些栅栏，几步便走回了木板房。跨进房门，我什么都没想，“扑腾”便跪下朝着老天磕了三个响头。把那封家书紧紧地贴在胸口，仿佛搂着我那些孩子们。

    那天晚上，是那个修女戴着老花镜，一句一句地给我念的家信。修女走后，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逐字逐句地回忆信的内容。眼泪不知不觉地浸湿了枕头。我哭我那老伴40年来一直守活寡似的撑着那个塌了天似的家，哭我年老的双亲终于没有等到儿子的消息。最让我伤心的是我那两个最小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走后不久……

    知道了家里的消息，我开始想那个过去从来不敢想的回家的梦。要在那个时候回大陆，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走了就别想再回来。

    1987年元旦刚过，在几个修女的暗中资助下，我筹起了回家的路费。我持旅游护照，从台湾先飞到了菲律宾，又从菲律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道广州，终于回到了离别将近40年之久的祖国内地。

    那天我走进村子，正好是过小年的日子。家里的人没想到我会在那个时辰回来。走进自家的院子，一个年轻后生问我：“老爷爷，你找谁？”

    看到他酷似我儿子小时的模样，心想这肯定是我的小孙子了，我把手里的拐杖一扔，上前抱住他便呜呜哭起来。那孩子吓坏了，一边挣脱我一边朝屋里喊“奶奶，奶奶，你们看他是谁？”

    这时屋里传出老伴的声音，“虎子，甭管是谁，先请人家进来坐，这大冷的天别在外面冻坏了。”

    我跟着虎子蹒跚走进家门，见一个老太太正端着饺子往锅里下。尽管她人老了，瘦了，可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她，“她娘，是我，云亭，我回来了！”听我这样说，老太太手一哆嗦，一盖帘饺子都扔在了地上，我心痛极了，忙半跪下去捡，可这时，一屋子人都围了上来。“爹，爹，是你吗？你老人家真的回来了吗？”

    老伴半晌才像醒过来似的，一把抓住我正在捡饺子的手，儿子过来将我扶了起来：“你们几个快叫‘爷爷’。”这时三个小伙子齐刷刷一下子跪在我面前。

    这就是家啊，这就是我的老家啊，几十年来只有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像个真正的人。

    可也许这些年来老伴受的罪太多，她的身体已被生活压榨得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而我的回家也让她了结了最后的心愿。我跟老伴刚刚团聚了没多久，她便一病不起，第二年的秋天，她便永远离开了这个刚刚完整的家。

    老伴苦了一辈子，临走竟没有留下一幅照片，她走了以后，我找了学校的美术老师，凭回忆给她画了一张像。有时候心烦了，我就对着画像跟老伴聊天，有时候说着说着，我哭了，老伴的眼里似乎也滚出泪珠来，我讲给孙子听，可他们不信。

    这时我们村里也陆续有从台湾回来探亲的老兵，他们见到我都替我惋惜，说，云亭，你怎么不再等等，你走的第二年十月份，就允许回大陆探亲了，那样你还会带着“饷银”回来，你的下半辈子就不用再操心了。

    可是我说，我现在最庆幸的就是自己早回来了一年，至少我跟老伴还见了一面，要是再晚点回来我恐怕连老伴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了，我已经80岁了，没有多少“下半辈子”需要操心，这个家有我的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在台湾四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周云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