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先生的《故乡》

    《故乡》来自短篇小说集《呐喊》。一个小说家的短篇小说到底怎么样，有时候，单篇看不出来，有一本集子就一览无余了。举一个例子，有些短篇小说非常好，可是，放到集子里去，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作家有一个基本的套路，全是一个模式。好的短篇集一定是像《呐喊》这样的，千姿百态，但是，在单篇与单篇之间，又有它内在的、近乎死心眼一般的逻辑。

    呈现流氓性的杨二嫂

    《故乡》的故事极其简单，到底好在哪里呢？我的回答是，小说的人物写得好。一个是闰土，一个是杨二嫂。我们先说杨二嫂。

    和小说的整体一样，杨二嫂这个人物其实是由两个半圆构成的，也就是两个层面，一半在叙事层面，一半在辅助层面，也就是钩沉。通过两个半圆来完成一个短篇，是短篇小说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法。

    在辅助层面，也就是人物的“前史”，鲁迅给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在汉语里头，“西施”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但是，“豆腐西施”，不妙了，味道变得非常糟糕，有了反讽的意味。到了叙事层面，杨二嫂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是这个小市民的恶俗，是她的刁、蛮、造谣、自私、贪婪，她的贪婪主要体现在算计上。就因为她算计，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就来了，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圆规”。

    “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其实是发展的，不要小看了这个发展，它其实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

    这个已非常珍贵。这个线性是什么呢？是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性之一：流氓性。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这是他对国民性的一种总结。这个劣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强的部分和弱的部分。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最令鲁迅痛心的是，这两个部分不只是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人的身上，在更多的时候，它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总结是鲁迅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鲁迅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

    “圆规”这个词属于科学。当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大旗的时候，科学术语出现在五四时期的小说里头，这个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我依然要说，在鲁迅把“圆规”这个词用在了杨二嫂身上的刹那，杨二嫂这个小说人物闪闪发光了。

    首先我们来看，杨二嫂是谁？一个裹脚的女人。裹脚女人与圆规之间是多么形似。

    接下来我们再看，杨二嫂是谁？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流氓，她的特点就是算计，这一来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就有了“某种”神似。这就太棒了。

    可是，如果我们再看一遍，杨二嫂到底是谁？她的算计原来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对物理世界的“运算”，而是人文意义上的、对他人的“暗算”。这一来，“圆规”这个词和科学、和文明就完全不沾边了，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愚昧与邪恶。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哪里有什么神似？一点都没有。这就是反讽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爆发力。可以这样说，“圆规”这个词就是捆在杨二嫂身上的定时炸弹，读者一看到它它就会爆。《故乡》写于1921年的1月，那时候，“圆规”可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常用词，在“之乎者也”的旁边，它是高大上。

    “没有做稳奴隶”的闰土

    就小说的人物刻画而言，《故乡》写闰土和写杨二嫂的笔法其实是一样的，也是两个半圆：一个属于叙事层面，一个属于辅助层面。但是，这里头的区别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写女流氓杨二嫂，无论在叙事层面还是辅助层面，鲁迅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所谓的鲁迅式的“冷眼”。很冷。同样在辅助层面，鲁迅写闰土却是抒情的和诗意的。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里极其罕见。——鲁迅为什么那么不克制？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抒情？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诗意？

    作为象征主义小说，在小说的大局方面，鲁迅是极为精心的，有他的设计。千万不要以为鲁迅写小说是随手的，他的小说写得好只因为他是一个“天才”，属于“妙手偶得”，不是这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头，中国文坛有一个不好的东西，一说起作家的“思考”就觉得可笑，这就很悲哀。作家怎么可以不思考呢？思考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是精神上的本能，它的作用不能说比感受力、想象力重要，至少也不在感受力、想象力之下。

    在《故乡》里头，呈现流氓性的当然是圆规；而呈现奴性的呢？自然是闰土。问题来了，写杨二嫂，鲁迅是顺着写的，一切都符合逻辑。写闰土呢？鲁迅却是反着写的。我们先来看鲁迅是如何反着写的——

    在辅助层面，鲁迅着力描绘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少年的“我”和少年的“闰土”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叫做自然性，人与人的自然性。它太美好了。在这里，鲁迅的笔调是抒情的、诗意的，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号，在海洋里任意驰骋。我必须补充一句，在“我”和“闰土”自然性的关系里头，“我”是弱势的，而“闰土”则要强势得多，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但是，来到叙事层面，鲁迅刚刚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戏剧性即刻就出现了，几乎没有过渡，鲁迅先生写道：

    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到：“老爷！”

    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声“老爷”，是阶级性。它就是海洋里的冰山，它挡在泰坦尼克的面前。泰坦尼克号，也就是鲁迅的抒情与诗意，一头就冲着冰山撞上去了，什么都没能挡住。弱势的“我”成了“老爷”，而强势的“闰土”到底做上了奴才。鲁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从细微处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在这里，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诗意都在为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在提速，就是为了撞击“老爷”那座冰山。这个撞击太悲伤了、太寒冷了，是文明的大灾难和大事故。在这里，我有几点需要补充——

    第一，奴性不是天然的，它是奴役的一个结果。从闰土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闰土的天然性和奴性之间没有过渡，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全部的内容，就是闰土如何被奴役、被异化的。——鲁迅为什么反而没有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它其实是不需要写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黑洞里的内容。小说家鲁迅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说出了人人都不知道的东西，而是说出了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肯说的东西！

    第二，在闰土叫“我”老爷的过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闰土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胁迫性的，它发自闰土的内心。在小说的进程里，这座冰山本来并不存在，但是，刹那间，闰土就把那座冰山从他的内心搬进了现实，闰土的搬运的速度之快甚至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我”都来不及左转舵和右转舵。为什么？那是闰土的本能，那是一个奴才的本能。

    鲁迅到底安排“我母亲”出现了。“我母亲”告诉闰土，“不要这样客气”“还是照旧（自然关系）”，闰土是怎么做的？闰土说：“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才是闰土内心的真实。不能说“闰土们”的内心没有理性，有的。这个理性就是奴性需求。什么是“懂事”？答案很清晰，“懂事”就是喊“老爷”，就是选择做奴才，做“做稳了”的奴才，或者说，做“做不稳”的奴才。在鲁迅的眼里，奴役的文化最为黑暗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只是让你做奴才，而是让你心甘情愿地、自觉地选择做奴才，就像鲁迅描写闰土的表情时所说的那样。鲁迅是怎么描写闰土的表情的？又“欢喜”又“凄凉”。这两个词用得太绝了，是两颗子弹，个个都是十环。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这两个词就是奴才的两只瞳孔：欢喜，凄凉。

    第三，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有两个基本的命题：反帝、反封建。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也没有任何疑问。不过我想指出，在大部分作家的眼里，反帝是第一位的，是政治诉求的出发点，这个也可以理解，民族存亡毕竟是大事。鲁迅则稍有区别，他反帝，但反封建才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因为封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让人做人，它逼着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奴才。

    第四，在变革中国的大潮中，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在阶级批判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选择，那就是站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一头，他们在批判“统治者”。这是对的。毫无疑问，鲁迅也批判统治阶级，但是，有一件事情鲁迅一刻也没有放弃，甚至于做得更多，那就是批判“被统治者”、反思“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鲁迅的批判极其另类。他的所谓的“国民性”，所针对的主体恰恰是“被统治者”。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鲁迅和其他作家区别最大的地方。当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作家都在界定“敌人是谁”的时候，鲁迅先生十分冷静地问了一句：“我是谁？”在鲁迅看来，“我是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敌人是谁”。其实，一部《呐喊》，它的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谁？

    香炉和烛台

    我只能说，鲁迅先生太会写小说了，家都搬了，一家人都上路了，小说其实也就结束了。就在“没有小说”的地方，鲁迅来了一个回头望月。通过回望，他补强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也就是“故乡”的两类人：强势的、聪明的、做稳了奴隶的流氓；迂讷的、蠢笨的、没有做稳奴隶的奴才。

    同样是一个象征的还有闰土所索要的器物，那就是香炉和烛台。香炉和烛台是一个中介，是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的中介。它们充分表明了闰土“没有做稳奴隶”的身份，为了早一点“做稳”，他还要麻木下去，他还要跪拜下去。无论作者给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怎样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尾巴，那个渐渐远离的“故乡”大抵上只能如此。

    （《小说课》毕飞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