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
有一次记者问我的主持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我说:“我的老师是我姥姥,她教我要说人话。”
真的,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我从第一次拿起话筒做主持人,脑子里就有姥姥的神情。
姥姥说:“用心看着人,用心和人说话。别觉着自己比人家高,也别怕自己比人家矮。”
在长达近二十年的主持生涯中,我始终要求自己把语言打碎了,把心放平了,把文词拆开了,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话说出来。这是风格吗?我以为是,至少这种风格适合我。念了几本书,知道了一些文字也不用显摆出来,“人家一看房子结实不结实,就知道你地基打得多深。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
说姥姥是我的老师真不是我抬举了姥姥,是姥姥抬举了我。
有一次我带姥姥坐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司机师傅说啥也不收钱,他说:“难得有机会拉一次倪大姐,就算是我为你服务一次吧,倪姐,你在电视上为我们服务那么多年!”十六块钱,我俩推来推去,谁也不放弃。
最后还是姥姥接过钱往师傅手里一放:“你这个同志,这是你的工作,哪好不收钱?要是上你家吃顿饭,你要钱俺也不给。工作是工作,你还得交单位钱,还得买汽油,你大姐挣钱比你多,你挣个钱不容易!”
日后凡是遇上不收钱的司机师傅,我多半都是说姥姥这一套话。连我儿子都会了:“妈妈,你怎么每回都和老奶奶说的一样?不会换个说法?”孩子,妈真的找不到比这更实在、更管用的话了。
十几年前,词作家曹勇给他母亲过生日,回来跟我们感慨一番。
“我们兄弟几个这回都凑齐了,我妈高兴地做了一大桌子菜,我们都动筷子了,可我妈老往厨房跑,我寻思她干什么,就跟了进去。结果老太太在那儿背着身从碗柜里拿出一大碗都冒了白泡的剩冬瓜汤,咕嘟咕嘟往肚子里倒。我回身就把客厅里那一桌子菜掀了,我说:‘咱们哥儿几个现在都算是能人、名人了,都挣了些钱有了一官半职了,可咱妈还在喝着馊了的剩汤剩饭,咱谁知道?咱谁留心过?咱妈喝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喝,我们他妈的还有脸坐在这儿喝酒!’”曹勇说他连说带骂地把兄弟几个全说哭了,他自己最后哭得不省人事。
回到家我跟姥姥学了这段。
“就是写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那人,我上中央台的第一台晚会他就是撰稿人。”
“他还写黄河泰山?我看他写小沟小坎儿也不行。怎么就不知道他掀了这一桌子菜赶不上让他妈把这碗剩菜汤喝了?当妈的心儿子一辈子也不知道么?什么是甜,什么是酸?孩子有出息,妈喝酸水也是甜的。孩子更不懂,妈的肚子是铁肚子,管吃么也坏不了,就是不能吃气,吃一口气赶不上喝一口苦汤。掀桌子,这叫什么?这叫不孝啊!”
临了姥姥又补了一句:“不过这也是个好儿子。”
好和坏在姥姥的眼里不那么分明。
姥姥说:“坏人身上有好,好人身上有坏,没有坏透了的人,也没有好得一点儿毛病没有的人。”
姥姥绝不是混淆是非,她就是这么过的一生,这么手心手背地丈量着日子。
大难担过,大福也享过,从从容容地过了九十九年。
(《姥姥语录》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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