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灯芯绒鞋子的记忆

    1976年春，我已决定去农场，出发之前的一天，路过“淮海国营旧货商店”，看到柜台里有一双“出口转内销”的浅黄色灯芯绒轻便鞋，十分喜欢。站在柜台前看了许久，依依不舍地离开。

    从小到大都穿着母亲亲手做的黑色松紧鞋、蚌壳棉鞋等，突然有一双洋气的灯芯绒鞋跃入眼帘，其款式、颜色都是我从来没有穿过的。可这双鞋要二元一角，我回家抖抖豁豁地向母亲说起，谁知被她一口回绝。“二元多钱可以做三双松紧鞋了。”

    是的，从小就看见母亲熟练地做各类鞋子，她画鞋样，用糨糊和破布粘成硬衬板，晒干后做成鞋帮，白布做鞋夹里，黑布做鞋面，嵌上黑边。晚上，母亲在昏黄的夜灯下，一针一针地纳鞋底，几天后，鞋底纳好了，她将鞋帮与鞋底用粗线粗针缝上。鞋底硬，母亲用“顶针箍”使劲，屡屡断针，扎得手渗出血来。我帮母亲再度穿针引线，母亲缝鞋的针线在空中不断划出一道道弧线……

    一连几天，我盯牢母亲要买灯芯绒鞋。见我天天哭丧着脸，饭桌上，拗不过我的母亲终于松口了。

    和母亲去买鞋那天，我建议母亲去曹家渡的忻康里坐45路，到襄阳路下来，再走到“淮国旧”，这样路途较近。可母亲坚持要坐20路，说：“20路只要四分钱，乘45路要花七分，两头一样要走路的。”“你买票，我逃票，这样不是可以节约几分钱吗？”说这话时，我心里打着“小九九”，却被母亲一顿臭骂：“亏你还是学生干部，想得出来。”母亲不知道，那时，弄堂里一帮小家伙去九江路的中央商场买乒乓球海绵贴，基本是逃票的。即便偶尔买票，最多只买到静安寺的四分，可实际上要坐到买一角三分票才能到的外滩。有时，一上车便被售票员盯住，拿不出钱买票，又被推下车来。

    辛辛苦苦赶到“淮国旧”，那双42码的“灯芯绒”鞋子却卖完了！我一脸懊恼，呆在那里，营业员有点看透我心思，对母亲说：“买双44码的吧，比42码还便宜八角。”这种大尺码鞋是国内企业专门给老外定制的，所以是“出口转内销”，也可能是存在质量瑕疵，成了“等外品”。营业员又对母亲说：“回家弄点棉花往鞋尖塞塞，就跟脚了。”母亲一听比原来的价钱便宜了八角，爽快答应了。

    天色已晚，回家路上饥肠辘辘，母亲便要买点心给我吃。我自知已经买了鞋，不好意思再花母亲手帕里剩下的钱，便回绝，说回去吃泡饭吧。母亲忽然变得异常大方起来，硬是把我拉到淮海中路一条弄堂口的饮食店里，买一角钱一碗的小馄饨给我吃，却不再买一碗给她自己吃。我要母亲在我碗里吃几个馄饨，她死活不肯，坐在一旁看着我。大概看到我吃，比她自己吃更开心。

    去农场那天，我穿上了这双灯芯绒鞋子，与“的确良”裤子相配。到了农场，我用报纸包好鞋，轻易不穿它，只是到了场休或是回沪时才又穿上。

    1977年，连队宣布放假三天。此时，星火农场末班车已赶不上了，有人提议穿过中心河对面的连队，抄小路可以直接走到钱桥。我穿上已褪了色的灯芯绒鞋，斜背“马桶包”，跟着大家走上“胡志明小道”。天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走在前面的一位插友突然一个趔趄，摔了个大跟头，摔下去之前本能地拉住我，我顿时失去重心，左脚一脚踩进了旁边的水稻田。灯芯绒鞋子深深地陷入了泥潭中，我拔出了脚，鞋却再也没能跟着出来。

    母亲见我赤脚回家，问：“灯芯绒鞋子呢？”我把水稻田的遭遇一五一十给母亲描述了一遍。谁知话音未落，母亲哈哈大笑，说：“这双鞋你穿了一年多，寿命已算长的了。丢了就丢了，也算它落叶归根吧，我再给你做两双松紧鞋吧。”

    看着母亲又弯下腰来，画我的脚尺寸时，我控制不了情绪，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解放日报》5.14 陈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