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时，诗人们在想些什么

    白居易的“江南经历”

    大约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白居易六十六岁，身在洛阳，头上顶着一个闲职官帽，却早已忘情于山水之间了。某日，老白“词兴大发”，写下了三首《忆江南》，其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胜似最伟大的印象派画作，成为后人识别江南的标志性色彩。

    白居易的三首“江南”，最忆是杭州，其次忆苏州，最终“能不忆江南”。十多年前，白居易先后在杭州、苏州担任最大的官——刺史。苏杭可等同于“江南”，可白居易在此为宦三四年，并非一味的文艺范，反而颇有政绩。在杭州，他利用西湖的水资源，搞农田灌溉建设；在苏州，他给水城添了一条惠及至今的“山塘河”。

    不过，在《忆江南》中，老白丝毫不提所谓的功业，只惦记着钱塘江的大潮、杭州灵隐寺的桂花树、苏州的美酒“春竹叶”，还有苏州娇娃。

    白居易生于河南，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河南与江南，不啻为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这种差距到今天依然显著，何况乎千年前交通很原始的唐代。但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豪迈，尤其是唐代，一个写诗的人，如果不现身江南领略几番，那怎么也说不过去。小白也不例外，他早年是文艺青年时，就在苏杭流连忘返。到了五十多岁，小白成长为老白，他还幸甚至哉，重返苏杭，做了江南的父母官。

    人生需要有境遇，能做大诗人也同样要运气，白居易就是如此，作为一个河南人，他的桂花树、春竹叶忆得好，并化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印记，很大原因是他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江南经历”。

    刘禹锡的“旧曾谙”

    与白居易同岁的刘禹锡，见老白把桂花树与春竹叶说得如此浪漫，便也挠心挠肝，与他唱和开始“忆江南”。只可惜，刘禹锡似乎只是借了《忆江南》这个词牌名，里面却看不到苏杭。尤其第一首，上来就是“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忆的是江南，说的是洛阳：刘禹锡在春日逝去时，看到了一个“独坐亦含嚬”的俏女子。

    刘禹锡与白居易，当年同在洛阳，同“忆江南”。对于江南的风景，刘禹锡应该更是“旧曾谙”。刘禹锡的父亲刘绪，刚中进士不久，安史之乱便爆发了，无奈之下，他带着家小，从中原逃到江南的嘉兴，然后生下刘禹锡。作为一个在嘉兴长大的半个江南人，刘禹锡即便只是为了追忆自己的青春年华，也必须对江南的一花一草有所表示啊。

    好在第二首，刘禹锡用“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这两句词，亮出了竹叶酒，这才硬与白居易的江南扯上了一点关系。白居易朝思暮想的美酒名为“春竹叶”，刘禹锡也要喝点竹叶酒，默默地醉倒在酒杯前。

    刘禹锡的政治生涯曲折不堪，乃唐代有名的被驱逐者，朝廷打压了他二十多年才收手。他倒是个不倒翁，愈战愈勇。官场且不提，单说这《忆江南》，也许他是觉得老白写得太好，便放弃了回忆江南，只写当下。

    但诗词的发散性极强，搞不好，刘禹锡是借着洛阳写江南：那位伤春独处、颦颦一笑的女子，不也可以坐在嘉兴的南湖之畔吗？甚至难保，她就是南湖的女神——少年的刘禹锡，不知为她心猿意马过好多回。嘉兴不是苏杭，可江南不仅仅只有苏杭，也不仅仅只有西湖，它容得下嘉兴，也容得下南湖。

    李煜和温庭筠的风格

    李煜的《望江南》，仅仅开头的“多少恨”与“多少泪”，便无法抑制地让人跟“江南怨妇”挂上了钩。再加上，他了结全词时的“断肠更无疑”，恰好与“肠断白蘋洲”的温庭筠式怨妇雷同，这就更使李煜沦落为一个妇人被弃的形象。诚然，李煜乃如假包换的男士，但他有着一颗同温庭筠一样柔软的心，又不幸做了他那个时代最高贵的囚徒，于是他在自己的词作中，被逼迫沦为一个喋喋不休的妇人，犹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女。

    李煜如果不是帝王，那么他就是另一个温庭筠；而温庭筠如果做了帝王，那么他恐怕又是一个更糟糕的李煜。正因此，可以反过来说，有了李煜的恨与泪，才使得百年前温庭筠词中来路不太明朗的怨妇，有了货真价实的江南籍贯。因为，李煜与温庭筠可以是一个人，他们都被折磨成江南的断肠怨妇，亦皆幻想着前尘往事，卖弄着绝世文采。

    (《北京青年报》5.12 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