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的流变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一路走来，不同程度存在难写难认的缺陷。钟繇“上承蔡邕，下启右军（王羲之），解散隶体而为正书”，开创了正楷的先河。

    南秀北雄 碑帖逞奇

    洛阳南郊、伊河两岸坐落着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游人多惊叹于佛像的巧夺天工，常忽略佛龛之间密密麻麻的文字——魏碑书法。

    北朝碑版、墓志、造像题记等石刻书法被称为“北碑”，因其在北魏一代最为繁盛，故亦称“魏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几代太后笃信佛教，加之人们经过战乱，于是大量建寺造塔、立碑刻石。龙门石窟今存碑刻题记2800余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精华。

    《龙门二十品》即二十方造像记。北魏的王公贵族、有道高僧为祈福消灾或歌功颂德而开龛造像。“造像记”意为“制造这些像的题记”，对造像的名称、时间、目的等加以记录，镌刻其上。《龙门二十品》带着较多隶书“燕尾”的遗意，笔法方硬、棱角分明、笔姿浑厚。

    相比之下，南朝有禁止立碑之令，碑刻楷书极少，而以帖行世。南方上达帝王，下至百姓，崇尚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的“二王书风”。此时的楷书发展，呈现北朝遒健雄强、南朝秀丽清婉两种风格。

    南北朝后期，统一大势所趋，楷书的融合也成为大势，从此，楷书的书风走向南北融合。

    尚法求雄 盛世气象

    隋开科举，“以书取士，科举入仕”。科举考试的用字必须要规范，初步确立了楷书的正统地位。

    唐代书法兴盛，缘于帝王喜爱。唐太宗是历史上著名的“好书帝王”，曾征集王羲之的手迹，达“三千六百纸”之多，对《兰亭序》更是“置于座侧，朝夕观览”。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等书家辈出，是为“初唐四杰”。

    之后，唐代书法逐步摆脱“二王”娟秀清雅书风，走向雄奇豪放。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就是杰出代表。颜真卿的书法不仅善于藏锋和中锋的巧妙应用，更注重行笔的提按和顿挫，笔画极富弹力，世称“颜筋”。与颜真卿书法并称“颜筋柳骨”的，是柳公权的楷书。柳公权的书法顿挫分明、提按清晰、浑厚挺拔，结体精练舒展、峻挺浑厚。

    柳公权的“笔谏”，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有一次，唐穆宗兴冲冲地向柳公权问书法之道，谁料柳公权一本正经地答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沉湎享乐的穆宗当即脸色一变，知道臣子借用笔之道向自己谏言。

    持盈守成 楷为正宗

    唐人尚“法”而宋人尚“意”。宋代追求潇洒情趣，表现在书法上，则强调书家主体的精神、意趣、情感和心性，不愿受规矩束缚。

    宋人欧阳修不满宋初书法衰弱局面，提出振兴书法，倡导“学书为乐”。此外，宋代科举以“经义取士”，不专重文词书法。尽管有宋徽宗独创瘦金体别具一格，但楷书地位逐渐下降。

    元朝代宋后起用了一批宋代遗臣，其中包括大书法家赵孟頫。后世将赵孟頫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提，合称“楷书四大家”。

    明朝初年，统治者大力提倡书法。明成祖朱棣尤其偏爱书法家沈度的楷书，时人纷纷仿效沈度，写起了字体方正、大小一律的楷书，称“台阁体”。“台阁体”看似端正清丽，却缺乏格调与意境。到清康熙、乾隆年间，“台阁体”发展为“馆阁体”，成为朝廷公文的标准楷体。后人多以“台阁体”“馆阁体”千篇一律、无甚特色而加以讥讽，但从实用性来说，它们规范、易于辨识，非常适用于公文书写。

    （《人民日报》4.22 马跃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