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评论

    涉法新闻报道用语须规范

    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闫某某、王某某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标题变成了“大学生掏鸟窝被判十年”；“秦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在新闻报道中变成了“农妇顺手摘野草获刑”；“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被转换成“老太太摆摊打气球被判三年”。

    前两个案例中，具体的犯罪嫌疑人被抽象的“大学生”“农妇”取代，具体的罪名也变成了生活化的语言“掏鸟”“摘野草”，语言上的这一“抽”一“转”，将原本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变得荒诞不经。第三个案例中，即便媒体认为我国关于枪支的确定标准过低，也应就事论事。还有一些报道中，用案件的原因行为取代实际提起诉讼的案件本身，偏离了争议法律问题的核心。

    语言转换不当，个案上误导了公众，使得真正的法律问题总是被淹没在一堆毫无关系，或者尽管有关系但并不具备法律意义的元素之中，新闻媒体原本要实现的舆论监督功能被异化。

    （《光明日报》4.26 陈彦晶）

    “遛娃师”替代不了父母

    刚生下来的孩子每天洗澡后要抚触按摩，一岁上早教，添加辅食后请营养师配餐，三岁后更是要琴棋书画都学一点儿……以前大部分由爸爸妈妈自己来完成的事，现在全部都细分开来，请专业人士来打理。遛娃师也是如此，看似新兴职业，其实就是早教老师与体育老师的结合体。

    把孩子一天的时间切分成块，分别交给专业人士打理的方式，看似是科学育儿的体现，但未必能真正满足孩子的身心需求。有的时候，尤其是兴趣初始阶段，和孩子一起在操场上乱踢几脚球、在画纸上涂鸦，比专业的老师教导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父母实实在在的陪伴和互动。不是隔着墙壁，孩子在里头学，父母在外头等；孩子跟遛娃师玩，父母在旁边看。

    请个遛娃师，看似是精细化育儿，但说到底，不过是拿钱买自由的偷懒式育儿。

    （《广州日报》4.25 谭敏）

    骗局套路浅，却有人深信不疑

    一个叫“慈善富民管理委员会”的微信群宣称在鸟巢开慈善富民大会，来京参会者交通食宿费可报销，还可现场领取5万元慈善金……虽然北京警方已经辟谣，但仍有不少各地中老年人对此深信不疑。

    骗子披上慈善的外衣，借此突破受害人群的防范之心。随后，根据中老年人群体聊天的特征，行骗者在微信群中发表很多吸引他们兴趣的说法。在逐步赢得他们兴趣的同时，刻意营造出温馨、神秘而有威严的氛围。对于渴望心灵慰藉的中老年人来说，找到一个令人舒服的微信群无比幸福。

    骗子通过发展下线给少量现金红包的方式，不断引发受害人的新鲜感和满足感，让受害人乐此不疲，不知不觉地带领更多亲朋好友进入圈套之中。对于后来的受害人，因为带领他们进入到群里是来自社交圈的可信朋友，而这时，骗子的大网开始张开，用高额的投资回报坑骗老年人。

    这一现象，值得所有的儿女们警惕。如果我们不去争取父母的世界，父母的世界就会被其他信息占据。

    （《新京报》4.25 姚遥）

    没公车岂是不下乡理由

    据媒体报道，江西鄱阳县凰岗镇有一座危桥，村民称会随时坍塌。记者与鄱阳县水利局联系并反映情况时，遭多部门推诿，其中一名建设管理股程股长竟称没有公车没办法下乡。

    “没有公车没办法下乡”不仅是一种恶劣的“不作为”懒政作风，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漠视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

    要避免此类情形，除了加强相关教育，最根本最关键的还在于，必须站在“不作为也是腐败”的高度，对此类作风问题进行动真格的严厉问责追责。

    此外，公车改革后，公职人员可以获得最低每月500元、最高1300元的公务交通补贴，并且，对于该交通补贴的性质、用途，车改方案也有明确规定。这意味着，没有公车并不能成为没法下乡的理由。所以，对于懒政官员，除了处分问责，还要进一步追回其所领取的公务交通补贴，这也有利于充分落实公车改革要求、维护车改的严肃性。

    （《法制晚报》4.24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