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黑户

    大概是在1970年4月的一天，队长通知我们几个男知青随公社的武装干部到大山里去断黑户。

    陕北话将“赶”称为“断”。“断黑户”就是将居住在山里没有户口的外来逃荒者赶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和公社的武装干部向深山老林出发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行程，终于在半山腰看见几孔快要坍塌的破窑洞。随着狗的叫声，从破窑洞里出来一个婆姨，她惊奇地看着我们这些陌生人。

    因为走路走得急，大家都出了一身汗，口渴了，便叫喊着要喝水。只见那个婆姨从旁边的木桶里舀几瓢水，倒进灶台的水锅里，接着又烧起火来。俗话说：忍饿容易忍渴难。大家等不及水烧开，便用一个大粗碗，从水桶里舀起水大口地喝起来。询问之后，才知道，这是她们经过整整一个夜晚，一滴一滴从山崖的缝隙里接出来的山泉水。这点泉水可是他们全家一天用的水呀！一下子就被我们给喝光了。

    山里人老实厚道。当这个婆姨知道我们是从公社来的，也不问什么事情，就朝对面山上喊了几声，不一会，窑洞外就聚集了八九个人。武装干部大声告诉他们，让他们赶快收拾行李，回各自的老家去。当时，中苏边境战事吃紧，上面要求清理闲杂人员，尤其是对外来人口要进行严格管理，怕有坏人藏在深山里面，给苏修特务发信号。这些逃荒的黑户听了武装干部的话后，便七嘴八舌地解释说，他们的老家都在榆林地区，那里连续干旱，种下去的庄稼颗粒无收。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才跑到这里，开垦荒地，种点粮食维持生活。

    过了大约有五六天，公社的武装干部陪同县里的一名领导，又来到这里。也许是断黑户的工作不力，我们受到上级批评。这一次，武装干部的态度非常强硬，他让生产队长和民兵带着我们，再次进山去断黑户。到了山里，天已经快黑了，可窑洞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原来，这些逃荒的黑户看见我们来了，都跑到山里躲藏起来。大家只好在窑洞门口耐心等待。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了下来，才看见几个婆姨挎着装满野菜的筐子从山上走下来。

    武装干部便开始严厉质问他们：“为什么还不离开这里？”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老者放开胆子说：“你们硬要赶我们走，我们回到家里只有死路一条。你们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几个婆姨和小孩子也都哭了起来。看到这里，我心里酸酸的。

    吃过晚饭后，在武装干部的带领下，我们被分到各家的窑洞里去休息。我进了一家黑户的窑洞，看见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天快亮时，我被哭声惊动，睁开眼一看，只见一个婆姨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穿着单薄的衣服，在灶台前一边烤着火，一边哭泣。那个婆姨告诉我说：她家里只有两条被子，昨天晚上让我盖了一条，剩下的那条她们娘俩合盖着，可到半夜冷醒了，便只好起来生起一堆火来取暖。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武装干部又把这几家黑户召集到一起，给他们宣讲政策，并且规定了离开的时间。临走时，他又强调说：三天之后，如果再发现你们，就要通知公安局来抓人。

    就在我们往山下走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一个女人在哭喊，后来我才弄明白，同我们一起来断黑户的一个“二杆子”，嫌这些人赖下不走，便朝一家黑户的锅里甩了一块石头，把人家的锅给砸烂了。我知道此事后，感到这事做得太绝了。

    回到生产队后，我就到县城参加知青代表会议，也不知道山里的那些黑户离开了没有。过了大约有半年，我到公社取北京寄来的信件，半路上，遇到一家黑户的男人，他到公社的供销社买煤油。我问他为什么还没有离开这里，他告诉我：他确实不能回去。回去只能饿死。我们几次进山去撵他们，他没办法，只好又钻进另一条山沟，继续垦荒种地，维持生活。我看见旁边没有人，赶紧给了他8尺布票、3斤棉花票和家信中夹带的5元钱。

    时过境迁，“黑户”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他们却是一个群体，一个为了找到一个能吃饭的地方，不惜背井离乡的可怜群体。但愿“黑户”不再有，愿天下苍生都能过上好日子。

    （《苦乐年华 我的知青岁月》中央编译出版社 刘道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