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水平取决于见识高下

    现在有些刊物一味注重名家，对青年人的作品不屑一顾，未必是件好事。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情，给杂志推荐年轻人的一篇文章，编辑却要我一起署名，甚至提出一定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这弄得人非常尴尬。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提携年轻人的风气较盛。当时，系里有些青年教师有机会在报纸上发表大块学术文章；在学术会议上，年轻人包括在读研究生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眼光的刊物和出版社还为了挖掘和帮助年轻人，把年轻作者请到编辑部，面对面地帮基础较好的作者修改文稿。这些做法可以视为学术界的优良传统，值得传承。

    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治学传统，包括古代和近代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优良传统？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蔡尚思有一本书《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化人立身治学经验》，其中一个基本思想是不能把“传统”等同于“优秀”。全书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人治学的优良传统做出的回答，不满10万字，读来却极富启示。

    这里仅就书中对“识、德、才、学”四者关系的讨论予以介绍。中国传统的文化人非常重视这四个字，缺一不可。“德、才、学”大家比较熟悉，“识”则未必。“识”就是见识、见解、眼光。它不是一般的知识，一般的知识严格来说属于“学”。历史上，文化人的高下，往往就在见识的高下。例如，《史记》与《资治通鉴》相比，前者的见识就比较高；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之所以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就在于他们比较有识，有民主思想或民族气节。

    正所谓，“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无识而有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尤烈。唯有识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有了“识”，才能真正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才能有胆力和勇气，才能明是非。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亦不随古人脚跟。

    至于“德”，确实非常重要。但仅有德而无识，就会成为愚忠愚孝，因为没有识就会以不德为德。蔡尚思强调“识是首要的，德为次要，又其次才是才、学”。这是经历几十年风风雨雨得出的经验之谈。相信处理好了四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有希望在学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解放日报》4.11 赵修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