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的命运

    清末国家剧变之时，历代清王室收罗的珍宝也就成了各方觊觎之物。袁世凯也不例外，他曾想卖掉宫内的瓷器换钱。

    袁世凯提出变卖瓷器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增兵防剿为理由，纷纷向清廷要钱，但“库款奇绌”的度支部一律答复为“万难筹拨”。

    在清廷想起用袁世凯镇压武昌义军时，袁世凯提出八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筹措三四百万两军费。可惜清廷财务紧张，隆裕太后先拨内帑银20万两交袁世凯赈济湖北灾民，又拨内帑银100万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但面对各省纷纷伸出的要钱的“手”，支撑财政数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无能为力。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越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善。无奈之下，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盛京大内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热河行宫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为何选中这两地呢？首先是它们不如紫禁城那样引人瞩目，另一方面这两地“旧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属稀世奇珍、全球罕见”。

    盛京藏品估值三千万元

    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要先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京城变卖。他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的计划，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不易办理，希望赵尔巽在沈阳大力襄助。

    1912年1月5日，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提出将瓷器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沈阳进行登记和变卖等工作。赵尔巽还说，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变卖的建议。

    1912年1月9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三千万左右。由于东三省是满清龙兴之地，盛京大内自然藏有众多见证清朝创业以来之什器御物；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全国罕见、不易寻得的书籍等。尤为贵重的，还有如爱新觉罗氏佩剑、乾隆皇上所遗之石砚等。

    外国商人想趁火打劫

    获悉清廷要变卖大内藏品后，外国商人十分感兴趣。第一个表示出购买意向的，是法国商人李那儿。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贝铎的陪同下，李那儿亲自到沈阳故宫参观查验，并请贝铎从中说项。李那儿不愧是精明的商家，虽然时间仓促，未能仔细验看，但他还是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各种瓷器约有十万零三千件。根据贝铎给赵尔巽的信函，李那儿表示愿出价40万两，将此批瓷器尽数购买。

    接踵而来的法国商人魏武达的准备工作明显不如李那儿，他没能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瓷器的数量，只好转而请赵尔巽将瓷器逐件开列详单以便开价。不过，魏武达同样表示要将这批瓷器全部购买。

    前文已述及，赵尔巽对这批瓷器等大内藏品的估价是三千万，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这种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于是他复电拒绝，“惟李君所开瓷器价值相差太巨，未能允售”。至于魏武达想要藏品清单的要求，赵尔巽则予以满足，给贝铎送去了沈阳故宫所藏瓷器清单——也就是他此前在给清廷的电报中卖关子“今尚秘不发表”的宝物。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令人意外的是，刚刚担任临时总统第四天，日理万机的袁世凯即追问沈阳故宫这批藏品的下落。他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变卖藏品一事并立即回复。

    孙中山阻止变卖瓷器

    袁世凯之所以如此着急，是因为孙中山过问此事。孙中山在2月15日给刚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发电称：“闻奉天行宫所藏器物，由私人订卖与外国，价值甚巨。按此种器物，实为民国公产，并非皇族私有，应行禁止私卖。特此奉告，请严饬禁阻。”袁世凯回复孙中山称已电令奉天方面查禁的同时，赶紧发电报给赵尔巽。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也不敢怠慢，回复称如此重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

    孙中山的过问、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关于大内瓷器的买卖。不晓内情的美国人，还继续打着购买的念头。1912年4月19日，美国驻奉天（即现沈阳）总领事给赵尔巽写信，说美国驻日大使欧布贲获悉盛京大内的皇宫宝器要变价出售的消息，如今欧布贲奉命要从日本调驻意大利，离任之际，他也想买这批瓷器。和法国商人尽数购买的大手笔相比，欧布贲的胃口要小许多，他只希望赵尔巽能帮忙留意，拣出两三件上好瓷器。袁世凯已经不准售卖这批瓷器成了赵尔巽拒绝美国人的最佳理由，他明确告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变卖宝器的计划现在已经作罢。

    承德避暑山庄是否也进行了类似的清点工作，目前没有查到相关档案。1913年，这两个地方3150箱的23万多件珍宝都被运到北京。北洋政府因此特意在故宫西华门内咸安宫旧址上修建了三栋二层小楼作为存放库房，此楼因此得名“宝蕴楼”。

    (《北京晚报》4.12 刘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