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世珍宝毛公鼎出土之后

    陕西岐山县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地方。这里的百姓经常在田间地头、村前屋后挖出一些青铜器物，许多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就是被他们的锄头刨出来的。

    1849年，大盂鼎带来的轰动还没来得及消散，紧接着，第二年，在岐山又出土了一件稀世珍宝。这件稀世珍宝仍是一件大鼎，它的名字是毛公鼎。按照现代诗人郭沫若的说法，毛公鼎的价值“抵得上一部尚书”，足见其珍贵。

    价值难以估量

    “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当年，叶恭绰在给侄子叶公超写信时如是说。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时的一件重器，因其制作者毛公而得名。鼎通高53.8厘米，重34.7千克，口径达47.9厘米。在其口沿上，竖着两只大耳朵，腹部又圆又深，下有三只兽蹄形的大足，有力地支撑着沉重的鼎身。整体来说，造型浑厚而凝重，其纹饰简洁而古朴，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

    毛公鼎腹内铸有32行499个字的铭文，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其铭文的内容是记载周宣王告诫及赏赐大臣毛公的册命。铭文中说，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周王册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感谢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酒食、舆服、奴隶、兵器、玉饰等丰厚的赏赐而铸鼎记事，子子孙孙永远铭记。

    毛公鼎的价值难以估量，现在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被视作该院的三大镇院之宝之一。

    山寨版毛公鼎

    毛公鼎于清朝道光年间（公元1850年）出土，是自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后来，宝鼎辗转落入京城著名金石大家陈介祺手中。陈介祺为买宝鼎，几乎花光了全部积蓄，可见他对这个宝鼎的倾心。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解读出了鼎内铭文。为了保护宝鼎，陈介祺又特地做了一个山寨版毛公鼎，把真正的毛公鼎暗运到了老家，可谓煞费苦心。

    陈介祺死后，这件宝鼎又被他的后代保管了20多年。后来，直隶总督端方瞄上了这个宝物。他以势压迫，最终从陈家买走了宝鼎。说是买，其实跟抢差不多。不过端方很快遭到了报应，他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他死后不久，毛公鼎的主人换成了民国交通总长叶恭绰。

    几经周折，该鼎落入巨商陈永仁之手。陈永仁为了换取政治资本，将其送给戴笠。

    戴笠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对古董向来没有研究，也不打算研究，因而毛公鼎在他手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竟沦落为香炉，专供特务们销毁文件。千年宝鼎竟然成了香炉，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戴笠死后，毛公鼎划归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至此，从出土以来就在民间四处流浪的毛公鼎，终于得到了它应有的待遇。

    毛公鼎铭文

    自问世以来，毛公鼎铭文就为学界所重视。

    在艺术上，毛公鼎铭文也极具美学价值，笔法端严，线条饱满，表现了西周铭文高贵典雅、浑厚、圆润、隽秀的风格；布局也比较规整，是金文书法的典范。

    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意思是，学习书法不学习毛公鼎铭文，就像读书不读《尚书》。可见毛公鼎铭文的书法价值。可以说，在我国书法史上，毛公鼎铭文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是学书法者必读之帖。

    (摘自《考古发现全档案》一书 胡杨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