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归友情 立场归立场

    胡适与林语堂虽是好友，但不同的经历以及当时动荡的政局，不可避免地促使两人在文学观念以及思想上出现偏差，但两人都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友谊与“立场”的关系。

    3月26日是林语堂逝世四十一周年纪念日。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出生于基督教会家庭，从小对英文非常熟悉，加上后来在北京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使他成为当时难得的双语作家，不仅发表了众多中文散文，还写就了《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等众多英文作品。

    林语堂还是一位语言学家，对于汉字索引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编选的《新开明语堂英语读本》影响广泛。

    更重要的是，他把许多英文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的文化推介到英语国家。他自传中有一句联语：“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准确地概括了他的文化成就。

    初识胡适

    纵观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如果以他1936年举家赴美为界，他生命的前四十一年先后在厦门、上海、北京等地度过。林语堂两次来到北京，前后在北京共生活六年。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在北京，他却遇到了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胡适。

    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9月开始任教北京大学。胡适到京时，林语堂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到场迎接，给林语堂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胡适的一句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后来，林语堂在北京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文章引起胡适注意，两人由此成为朋友。自此，两人的友情持续几十年，一直不衰。

    雪中送炭

    1919年秋，林语堂获得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只得到半官费奖学金，即每月只有40美元。出国前，林语堂回到厦门与订婚四年的未婚妻廖翠凤结婚。婚后，廖父资助1000银元。于是，林语堂携新婚妻子赴美，到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

    但是，到美国不久，林语堂的半官费奖学金突然不发了，原因不得而知。因之前林语堂已与胡适约定，学成回国会到北大任教。百般无奈之下，林语堂打电报求助胡适，希望胡适能为他预支以后到北大任教的工资。林语堂打了两次电话，每次都提出预支1000美元。胡适每次收到电报后，都想方设法凑足1000美元寄给林语堂。正是胡适的2000美元，解了林语堂燃眉之急。

    1923年秋，林语堂归国后，见到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林语堂为两千美元的事向他道谢。蒋梦麟感到意外，后来蒋梦麟说：“那是胡适之私人的钱。”林语堂对胡适感激不已，在他写《八十自叙》时，特意将他与胡适的这段往事公之于众。

    一生挚友

    胡适与林语堂虽是好友，但不同的经历以及当时动荡的政局，不可避免地促使两人在文学观念以及思想上出现偏差，但两人都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友谊与“立场”的关系。当年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笔战的时候，林语堂并没有因为胡适帮过自己就成为“现代派”的一员，林语堂甚至站在以鲁迅为首的语丝派这边。在林语堂看来，友情归友情，立场归立场。胡适也未因此责怪林语堂。胡适曾对钱玄同说：“如果某人的意见语堂看不起，即使那人是他的朋友，语堂都不愿意和他打招呼。”两人可谓知音。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宋庆龄是主席，蔡元培是副主席，林语堂为宣传主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初，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当时，蔡元培给胡适拍电报，劝他不要改变初衷，然而胡适拒绝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开除胡适的会籍，对于这个决定，林语堂坚定地投了赞成票。即便如此，林语堂和胡适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敌人”。

    胡适去美国后，林语堂花费数十万美元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遥远的大陆后，到处流传着林语堂发大财的消息。后来又是胡适站出来，为他辩护，说明了林语堂为研制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的真相。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搬到纽约公寓，林语堂时常带着一家人去看望胡适。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心脏病猝发离世。3月3日，林语堂在纽约写了一篇悼念胡适的文章《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给予胡适极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肉身已经脱离尘凡，他留给我们及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不朽的。他是一代硕儒，尤其是我们当代人的师表。”

    四年后，林语堂定居台湾，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台湾，他每年都会到胡适墓前献花，寄托他对胡适的思念。

    （《北京晚报》3.28 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