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飞鸿忘年情

    □王继兴

    甘惜分（1916.4-2016.1），四川邻水人。著名新闻理论家、教育家，新中国新闻学教育与学术研究奠基人，被誉为“中国新闻学界泰斗”。《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称赞甘惜分先生：“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本文是甘先生与《大河报》首任总编辑王继兴30多年间鸿来雁往的“两地书”所汇集成书的后记节选。

    我一生最幸运的事情之一，是能忝列甘先生门墙。不过，我属于“不才弟子”。但是，恰因我的“不才”，我才享受到了“爱哭婴儿多吃奶，不才弟子更费神”的“幸运”。许是缘于此，我和甘先生分别后，尽管岁月绵绵，依旧两情依依。数十年来，我们一直书信不断，他给我的信函悉数珍藏，至今总计近300余通。

    甘先生曾在一篇《写信》的随笔中说：“当你打开父母、儿女或者好友、恋人的来信，毫无顾忌，娓娓而谈，谈天说地，倾心相与，家书万金，此时心境，哪里是电话所能表达的？电话一放下，就再也听不见，再听也是忙音了。书信呢？反复读，日夜读，品其味，赏其情，两心相投，一往情深，又岂是一次电话所能达到其境界的？所以，通过一次电话而能续交者少见，而通过一次书信就结下深情厚谊者却常见。”

    确实，虽然先生著述繁忙，但一直奉行“有函必复”的原则。有时我们打电话，最后先生总是说：“电话先说到这里，其他事信上再谈。”几天过后，便一定会收到他的来信。他的信中，不仅为我解惑释疑，而且时时有舆论研究、办报要旨的精辟见解，以及治学经验和写作感悟的悉心传授。

    师恩难忘，尤记得创办《大河报》的那段风雨历程。

    1995年初，我临危受命，筹备创办《大河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我，给甘先生写了一封长长的诉苦信。不料他反而欣喜异常，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我、鼓励我接下这一重任，并说：“不过请注意，你必须打破地方报纸的观念。办成一个不死不活的地方小报，那是末路；要办就要面向全国，打到全国，为全国人民所喜闻乐见。为了这个，你就要延揽人才，向四海专家约稿。”又说，“要估计到种种困难，这方面我也许有书生气，你要充分估计到，想个万全之策。既要有大眼光，又要谨慎小心，考虑周全，请你把想法告我。”

    不久，先生又写信来，提出一系列具体并可供操作的设想和建议。我们在《河南日报》上特辟专栏“给大河报出谋献策”，率先将先生的书简改成文章刊发。这些设想和建议，为大河报的创办，发挥了重要的基石作用。

    甘先生89岁华诞时，我寄去四本册页以表祝贺。反倒惹得先生长时间不安，反复询问回赠我什么为好？抗不过恩师的真情，我说：“如果可能，你给我写本册页吧！”先生随即慷慨答应。

    然而，年迈体弱的先生随后来信说：“我这贱体可能逐渐衰亡，能多混一天就是好运，想望恢复昔日生龙活虎原状，怕不能了。想到此事，不禁惨然。一想到欠你字债，决不能拖而不还。”先生一诺既出，竟一直铭记在心！特意向我解释了近年来不曾动笔的原因：“你那东坡词，我之所以迟迟不敢动笔，太慎重也。只怕写得难看，有负你的希望。”我真想不到先生还会有这样的顾虑，我反倒更加不安起来。

    终于，我收到了先生书写的大本册页。册页前后两个封面题了两个书签，一面是《甘惜分书苏东坡词十首》，一面是《甘惜分书宋名家词十首》。我天天品赏，夜夜陶醉！不料突然又接到一信，令我更加惊讶！老师写道：“昨天（五一节）去邮局挂号寄册页，字写得不好，我可是费了腿上功夫。本来早在二十多天前就已写完，早该寄出，但那保姆不识字，挂号件要写字，她不能办这件事。那个保姆回老家去了，换了一位。这人是个中学生，但她刚到这里，从未去过附近邮局，只好由我自己带她去。去程和返程各有一千多米，我可是在街边各休息了三次，可见我腿力已衰退到何等地步……”

    这，就是我的老师！

    这本册页，书写的是宋词，对我则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它教我终生思考：“人，究竟应该怎样做人……”

    老人的书简，我视作宝贵的精神财富。20多年前我就萌生一个动念：将来争取把甘先生的书简公开出版，传诸后世，使之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2000年我年届花甲，退休后有了闲暇，便着手整理并录入电脑，为将来的正式出版做准备。

    同时，我把想法和期盼告诉了甘先生。甘先生得悉后，不以为然地说：

    “我那些信，实在从未想到发表，我是何人，鲁迅、茅盾、郭沫若，出版书信集，读之可见其肺腑，读者珍藏。我辈何敢望其项背哉？”

    “要出书也要双方之信，相互衔接。”

    “必须有来有往，必有你的信在。而你的信，我还须大翻腾，这在我目前的状况来说，似有困难。我的健康状况最怕弯腰，弯下去，腰就疼。”

    终于有一天，甘先生托人给我捎来一个纸箱，打开一看，原来都是我写给他的信件。一位年届九旬的耄耋老人，是怎样忍着弯腰的疼痛，翻箱倒柜将这些陈旧信件寻找出来的？此后，甘先生对这些书简的出版，依然表示犹豫，说：“我那些信件，既无理论价值，又无文学价值，只有点人情价值，遇上一个多情人珍藏者。我考虑，我生前你千万不动，我死后你怎样处理，那就由你了。”

    他在2010年12月25日给我的来信中，还特附一页，郑重写道：“凡我与王继兴同志之往还书信，所有权皆为王继兴同志所有。此誓。”并签名钤印。我将信函捧在双手，禁不住热泪狂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