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新在哪里

    “新儒家”或新儒学最早是用来指认宋明理学的。宋明理学作为有别于孔孟原始儒学的新儒学的出现是印度佛学进入中国，一代又一代儒家学者长期对其消化、融合而再造儒学新形态的过程，没有印度佛学的传入，没有宋明大儒们长期出入佛老而融合佛老，强势回归儒学的主体意识，宋明理学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上世纪40年代，牟宗三提出儒学第三期之发展，可以说是对宋明理学发展方式的继承与超越。牟先生认为，儒学由孔子创始，经孟子、荀子到董仲舒是第一期之发展，宋明理学是儒学第二期之发展，而20世纪儒学面临着第三期之发展。在他看来，儒学的存亡关键看其能否转出第三期之发展。

    从梁漱溟、熊十力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不再将儒学向基督教模式上引导，而是直接面对西学，消化西学，力图实现儒学第三期之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将他们作为“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进行课题研究以来，人们就在追问现代“新儒学”“新”在哪里？

    现代“新儒学”新之所以为新，其一，现代“新儒家”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由传统的儒家内圣“直通”外王转化为“曲通”外王，或者说德性主体“自我坎陷”主动融纳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实现了儒学理论系统结构性调整。其二，将传统儒学的天人之学借助西方哲学的逻辑化语言发展为“道德的形上学”，实现了儒家哲学的现代化。其三，由中国哲学的“圆而神”的思考方式融合西方哲学“方以智”思考方式，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圆而神”，拓展和精致化了传统儒家思维方式。

    （《中国青年报》3.27 颜炳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