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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是学校的支柱，有怎样的老师，就有怎样的学校。
大学名气大，教师队伍牛人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到美国求学，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斯坦福大学等院校学习或者工作过。按照上海交通大学最新的学术排名，这三所大学都排在世界前50名。他们之所以名气大就是因为牛人多，就拿诺贝尔奖来说吧，斯坦福有36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有18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有6个。
诺贝尔奖不授予数学家，数学界的最高奖是菲尔兹奖，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分别都有两人获奖，获奖人数皆名列世界大学前10名。在这两个学科大奖不涵盖的其他学科领域中，这些学校也都有许许多多领风骚的人物。
我还有个特殊经历，我在圣巴巴拉和斯坦福学习和工作时的两个导师都担任过多年的校级领导，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美国大学的管理方式。
一流大学的老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还要创造发明，不断做出领世界风骚的科研成果。学校保持创造力和活力的主要秘诀就是，招揽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让他们的思想相互碰撞，激发灵感火花，从而做出学术突破。
一所大学在多大的范围内选拔师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一流的级别。在一个国家内部选拔人才，只能成为该国的一流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拥有世界一流的老师，那么就要在全世界范围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斯坦福大学聘任老师的原则就是，选拔在世界范围内该学科最顶尖的人才，而且特别关注出自不同文化背景者，因为这样的队伍才更能激发出创造力，做出重大的科学突破。
人们普遍认为，数学是全世界统一的，没有太多文化上的差异。事实上，虽然数学研究成果的鉴别标准国际一致，然而数学理念的突破，则可能受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的教师队伍，除了美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外，还有来自波兰、中国、印度、伊朗等国家的学者。
2014年，该系的伊朗裔教授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获得菲尔兹奖，她是自该奖设立近百年来，第一位获得这项殊荣的女数学家。评奖委员在说明她的成就时，特别强调她从波斯文化的角度对曲面几何做出了杰出贡献。
无独有偶，在同年获奖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曼纽尔·巴尔加瓦教授则是来自印度，他从小跟爷爷学习梵文。2010年我在斯坦福访学期间，巴尔加瓦应邀来讲学，他的讲座题目是《数学与语言学》，就谈到他从古梵文诗歌中发现的一个数学规律。
老师没有行政职务的压迫感
一流大学都有平等和民主的氛围，因为这是科学研究不能缺失的东西。新来的年轻老师在职称和待遇上肯定得从头做起，但是其他任何条件都与老教师没有区别，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而且办公室大小都一样，此外还给他们一些特别的照顾，比如给科研启动费，给他们专门做研究发表论文的时间。因为大学知道，这些年轻人代表着学校的未来。
我也从未听说哪个老师热衷于行政职务，大学的行政职位设得很少。拿斯坦福大学来说吧，它的科学与人文学院一共有27个系，包括物理、化学、生物、英语、心理学等这些传统系科，然而整个学院只有一个正院长，外加两三个副院长，每个系只有一个系主任，不设副系主任岗位，也没有教研室主任之类的头衔。可是这个学院充斥着世界级大牛，仅2012-2014年这三年，生物系和化学系就有4人获得诺贝尔奖，可是无人因此就戴上各种“长”的头衔，没有行政职务的压迫感，少了论资排辈的无奈，大家都可以集中精神、轻松搞科研。
一流大学校园的主旋律只有两个：教学与科研，不能有其他杂音。他们的老师很有定力，心无旁骛，故能宁静致远。因为要在学术文化上出杰出成就，人就不能太物质化，不能让物欲占据整个大脑，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都明白这个道理。
我在美国大学那么多年，不论是老师之间，还是老师和学生之间，也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谈论房子的大小、科研经费的多少、工资的高低或者汽车的品牌这类话题。在斯坦福访学期间，我时常到医学院和生物学系的餐厅吃饭，每天中午都有几百号人来这里吃饭，我静心听一下周围人都在说些什么，结果发现，大都是在交流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他们往往是把吃饭时间当做交流研究心得的机会。
我在圣巴巴拉校区工作期间，我的导师李讷教授一般都是利用吃中午饭的时间来与我交流学术问题。从吃饭时人们所谈论的话题，可以窥出他们的精神追求。
这些大学的校园也从来没有见到单纯以赚钱为目的的培训班，更没有借各种名目发文凭的班级。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整个校园静悄悄，一派田园诗般情调，人们都在做科研写论文。
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职业
人们常说“干一行爱一行”，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则是因为爱这一行，所以才干这一行。这些大学的老师，经济状况算不上富人，过的就是普通生活，像大学年轻老师的起薪，还没有企业同级别的高，但这些人都有发自内心对教育和科研的热爱，把这些作为生命的一个部分，对科研和教学的热情一直能够燃烧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沃尔特·莱文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物理学教授，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他教授的物理学课录像被放在网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观看。我也系统看了他的物理学入门、电磁学、机械振动等课程。即使他已经年过古稀了，如果这天有课，他早上6点多就和太太一起驾车到学校，在教室里反复演示各种实验，以保证教学不出差错。而且他把每堂课的内容都烂熟于心，上课时从不看教案，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写出公式定理的推导过程。
在他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上，全校的师生来了很多，挤爆了整个礼堂。莱文教授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感触至深，当他说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里讲课”这句话时，不禁老泪纵横。是呀，讲堂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只有把讲堂视为生命者才会有这样的情感！
我在斯坦福访学期间，遇到三位老师的年龄都是70岁以上了，一位是语言学系我的导师保罗·柯帕斯基，一位是统计学的老师，一位是计算机系教信息论的老师。他们不仅能够作出重要的科研成果，而且还站在科研第一线。这些人都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工作，他们都已工作多年，而且是知名教授，拥有优厚的退休待遇。
我的博士生导师伊丽莎白·特洛格特教授虽然年届八十，退休多年，却仍精力充沛地从事科研，到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前两年在剑桥大学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代表着该学科的最前沿研究成果。
美国老师的敬业精神也是感人的。在我写博士论文期间，几十页的论文章节，特洛格特教授从来不拖，一般不会过一周，她就会把详细的意见，包括用词和语法错误，写在一张纸上，紧接着的下一个星期，往往会有一个详细的约谈。美国的这些老师，热爱科学研究，敬业乐业，所以才能活到老干到老。
很多人可能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可能都是工作狂，其实不然，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很少看到加班加点、挑灯夜战的现象。每天下班以后，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期，整个校园就是田园般的静谧。因为他们心静，考虑的事情单纯，所以除了科研和教学以外，还有时间娱乐。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语言学系和心理学系的老师，自行组织了一个乐队，他们自己写词谱曲，每周在一起演练。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晚间他们还给大家表演。他们的娱乐方式也充满创意，反对模仿提倡创新。
(《羊城晚报》3.18 石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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