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历史学有两个作用,一是恢复史实、让人们了解过去,二是以史为鉴、让人们思考现在。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世界史研究相比于中国史研究应更加注重第二个作用,即以史为鉴的作用,通过研究外国的历史,为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
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不同于外国人研究本国历史;外国人关注的本国史课题,不等于我们关注的外国史课题。比如,英国人可能对他本国贵族的养狗习俗很感兴趣,写一部英国贵族的狗文化史。这部历史对英国历史学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丰富了英国的贵族生活史、补充了英国的社会史。但如果中国学者也把贵族养狗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那就不合适了,因为中国的研究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只有中国读者关心的课题,研究成果才有价值。中国人研究外国史,首先需要有明确的定位,由此就不能盲目跟风,以为外国人研究了,我们就要跟上。事实上,特殊的中国视角最可能引起国外的注意,由此也才最具有国际意义。
我听说国内有一些高校打算做这样的规定:一切涉外研究(外国史、外国哲学、外国文学、外国经济文化社会等等)都需要用外文写论文、拿到国外去发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无异于取消中国的外国研究。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多数都会无人问津,中国人看不到,外国人则不看,结果就成了SCI统计表上的数字积累。台湾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台湾的外国研究持久萎缩,无法进展。文科和理科的情况完全不同,我认为不应拿理科的思路来管理文科。
(《光明日报》2.6 钱乘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