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老邻居

    写这篇文章时，我不禁一次次泪盈于眶。我的发小们，老街坊们！几十年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观念也有巨大变化，可我们却依然彼此记得。记得那简单、朴素、快乐的童年。

    六十年代初，我家住的北京沟尾巴胡同（现在叫西草市东街）有个粮店，一次我妈带我去买白面，看到有一种面特别特别白，我脱口而出：“妈！你看，咱们买这种面吧，阿姨，这是洋白面吧？”粮店的叔叔阿姨都笑了，说：“小子，现在这叫富强粉。”后来粮店还真卖起洋主食来了：面包。当时我心里直嘀咕，中国人以后不会不蒸馒头改吃面包了吧！

    粮店旁边有一个大院子，里面住着我的一位一年级女同学。她母亲每天都一个人推着上面盖着棉被的小木车卖冰棍儿，记得每学期开学交学杂费时，她都得不到老师表扬，后来知道她们家生活很困难。可当时我想的是，这个女同学3分、5分的冰棍儿还不是想吃多少吃多少。

    胡同里有个当时很有名的北京剧装厂，旁边新盖了一个公厕，当时号称是前门大街第一流的厕所。早上无论进出公厕的和在公厕里面的人见面的第一声招呼都是“吃了吗？”当然，也有例外，记得“烟卷男”与邻居在此处打招呼就不说那句话，只是点头示意，因为他每次嘴上都叼着一根新点着的烟卷进厕所，出来时也还叼着，指定是张嘴说话，烟卷就掉。

    剧装厂的旧址，以前住着几户人家，其中有一户人家孩子很多，都叫他们家是“七个孩”。总是见到他们的妈妈到我们院借粮票、借钱，发了新的马上还，还了再借，可能是孩子多不够吃吧。

    街道刘主任家多晚都亮着灯。有谁家吵架了，都愿请她评评理，有好几次我都是跟我们院吵架的人家到她那儿，为的是看评理。

    她家院里还住着我的两位小学同班同学，其中一位女生家有一大缸特别漂亮的热带鱼，还有一个用小玻璃罩罩着的毛主席当年送给红卫兵的芒果模型。我至今都感觉芒果珍贵，许多比芒果贵很多的水果经常买，就是芒果不怎么舍得吃。

    我的母校“西草市小学”离家近。一年级刚开学，上课时总想家，课间休息十分钟的时候，我常避开学校传达室赵大爷的视线，奔出校门撒丫子往家跑，到家喝口凉白开，看一眼妈，再飞跑回学校。

    小学一二年级学校发生的事，搁现在说也还有点意思。一天学校通知说，今晚上咱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北京上空经过，用眼就能看见。晚上还会有最高指示发布。让我们每人打一个小背包，背上到学校集合，先看卫星再上街游行庆祝。我们这些小孩可高兴坏了，这是上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

    那时候班里男同学都爱称呼“老”什么，比如张姓、李姓，就称“老张”、“老李”。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好看，皮肤白，头发又黄又卷，平常都称我的外号“苏联”，这时如果称“老苏”怕与苏姓混淆，所以同学都称我为“老修”。院里其他家就有点乱，张叔叔喊陈叔叔一句“老陈”，常常是把陈家父子好几位都喊出来。

    胡同里有台“敲帮子”的流动售货车，每天中午前后它由副食店出发由南向北，走走停停，我们小学生不管在哪里遇到都会跑过去帮售货员大爷推车。有时的场景是，前面一个老汉拉车，后面十几个小孩推车。那是一辆双轮的板车，车把处两边各有一条腿，停下时往地上一放就可以。

    车上货品应有尽有，酱油、醋、盐、针头线脑、白酒、水果糖、爆米花、糖炒米，数不胜数。老大爷通知大家他来了，是用一个竹帮子，一敲，大家就出来了，就跟自家人一样，系着围裙、戴着套袖和粘帽的老大爷，总是笑呵呵的，闲时还总从后腰处拿下带铜嘴的旱烟袋抽上一口。记不得多少次从他手里接过用竹舀子称量的酱油、醋、烧酒，多少次接过甜甜的糖果、果丹皮，老人家如果健在，该有一百多岁了吧？

    （《北京青年报》1.5 禹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