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想写一部家族小说

    周恩来很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后来他投身革命、领导国家建设期间也都与书有着深厚的情感。

    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鸡鸣寺里曾3次接受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的采访，周恩来对李勃曼说：“我小时候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在成年以后的岁月中，周恩来时常会灵活使用这些古籍来抒怀。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事先没同杨虎城商量，就拉上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悄悄乘车直驱西安西郊机场。送蒋回南京，连周恩来也没告诉。在听到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孙铭九的报告后，周恩来立即驱车往机场赶。在疾驰的汽车上，周恩来最大的担心就是张学良可能会轻率地跟蒋介石飞往南京。然而，赶到机场时，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载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飞机已经起飞（到洛阳后两人分机)。这时，周恩来望着还在爬升的飞机叹息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连环套》是《施公案》中的一个故事改编的戏剧。这出戏写的是绿林好汉窦尔墩盗得“御马”，后被黄天霸以狡猾的手段骗走，窦尔墩在江湖义气思想支配下，对黄天霸摆队相送。当时，周恩来很自然把这个故事和他眼前的这一幕联系起来了。

    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1970年夏天，他随周恩来赴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那时周恩来的处境极其困难：他既要注意多种“左”的派系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既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泽东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全国老百姓能吃饭穿衣、有正常的生产生活：他生怕外交上出任何差错，又担心着军事上的任何闪失，真正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许多时候他都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有人曾悄悄在周恩来面前说：“江青太难应付了。”周恩来悲怆地回答：“我何止要应付一个江青！”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下午，周恩来正在体息，秘书纪东到总理办公室整理文件和材料，无意中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张32K白纸字条，上边留有周恩来用铅笔写下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纪东曾对笔者说，这几句戏文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周恩来当时的心境和处境。但是周恩来虽注明《西厢记》，可是《西厢记》里却找不到这4句话，纪东期望我这个淮安人能帮他查找一下。经查找，笔者发现在《醒世恒言》一书的卷十八中有类似的这4句话：

    江南有谣云：

    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

    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笔者推断，周恩来是在幼时读到《醒世恒言》《西厢记》《天雨花》等书的。几十年后，把在《醒世恒言》中的几句话误记为《西厢记》中的几句戏文了。

    “文革”期间为古典文学书籍解禁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段长达10年的时间里，人们什么文学书籍也看不到，书店里也买不到。连世界公认的我国古代四大名著都被斥之为“四旧”，不准印刷，不准出售和阅读，当时市面上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红书”。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专门同出版部门负责人谈话，要大家加强对各类图书的出版，其中特别提到：“青少年没有书看，旧小说不能统统都看作‘四旧’嘛！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问题。”在那之后不久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还做了重要讲话：“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周恩来还曾坦率地问：“旧小说能统统当作‘四旧’处理了吗？《红楼梦》《水浒传》能算作毒草吗？”

    曾想写一部家族小说

    周恩来侄儿周华章告诉笔者，七伯（指周恩来）早在解放初在看话剧《家》时，曾深清地对身边人员说：“巴金写了一本《家》，将来等我退体了，我也要写一部《房》的书，以记述我们周家各房头的人和事。”

    周恩来为什么要写《房》呢？周恩来另一位侄儿、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周尔夔在他新近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的开头写了一个“小引”：

    七爸（周恩来侄辈对周恩来的称呼——笔者注）退休后想写一本名为《房》的长篇小说。

    从1946年在上海周将军公馆和七爸周恩来会面，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七爸曾十余次地和我谈起过我们的家世，而且每个阶段都有几次近乎半天或彻夜的长谈。七爸工作繁忙，可他为何如此重视这个话题？

    我们所属的绍兴百岁堂周氏家庭，支系庞大，几经迁徙。在七爸所处的年代，家庭成员更是散居各方，而且职业不同，政治选择多样。

    那么，在庞杂的家族关系中，七爸对待家庭亲情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有关悠远历史的家庭有哪些传承至今的家风祖训？

    七爸生前珍藏着一本高祖元棠公遗存的《海巢书屋诗稿》，这册由家族后人刊印的诗稿甚至伴随他度过了10年“文革”那段艰辛的岁月。他为什么如此珍爱这部诗稿？高祖的诗作究竟给了他怎样的精神慰藉，昭示着什么样的家族文化传统？

    我在西花厅亲耳听七爸说，他打算退休后写一部名为《房》的长篇小说，内容就是根据大家庭的许多“房”的不同历史演变，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加以描述。他的这一未竟的夙愿或许和自己的家族有一定的关联。

    （《扬子晚报》1.7  秦九凤）